“后乡村精英”时代乡村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乡村精英在维持村庄稳定,促进村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精英流失情况日益严重,这是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解决精英流失后的乡村治理问题,在缓解紧张的乡村干群关系、实现村民自治、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学“毛著”运动中的乡村基层政治精英——以山西省阳城县为中心

目前关于学"毛著"运动的研究偏重于"自上而下"式的传统政治史视角,忽视了"群众"在运动中的独特心态、行为和风貌及其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复杂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基于新发掘的山西省阳城县下孔大队档案资料,对运动中乡村基层政治精英的心态与行为作了深入的考察,揭示了社会主义乡村在文化重塑与转型中国家"文化权力"治理之机制、功效及面临的困境。     

国民党南京政府土地制度改革失败之分析——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初级行动团体(资产阶级)从近代中国土地制度非均衡状态中预见到土地制度变迁的潜在的利益,提出了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变革方案。然而,当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南京国民政府作为次级行动团体在强制性地推行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因为其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偏好、官僚机构问题、集团利益的冲突等因素,使土地政策、法规在制定中偏离方向,在执行过程中扭曲变形,从而导致土地制度改革在实践中最终失败。     

对“一田二主”土地制度的思考

“一田二主”是由我国古代的永佃权制度演化而来的一种土地所有权制度，具有经营模式的灵活多样性、利益均衡性、土地权属结构调整的市场化等特征。在我国实行“一田二主”制度，有利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有利于维护农民的根本利益、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实现社会基本公平，有利于农业的企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运作，有利于农村民主制度和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土地的“三权分置”制度对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土地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内容之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提出了"土地的合作制"、斯大林实行"集体农庄"、毛泽东时期实行"人民公社"都没有找到一种既适合生产力水平,又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三权分置"的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也适应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因此,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把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理论发展到新的阶段,找到了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分析

本文以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理论框架为分析工具,探讨了目前中国农村治理中县乡、乡农、县农三者之间的关系现状,提出中国农村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应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为原则,从根本上改革县乡关系,向农民赋予更多的权利。     

非对称互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阐释——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大主体权力非均衡性推演出的“非对称互动”治理样态,是“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层意涵,能较好阐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模式。由于“非对称互动”构成了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治理形态,再加之皖南S乡三个村庄的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不同,故延伸出党支部引领型、行政兜底型、自组织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具有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特色的非对称互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中,不仅理论释义和实践解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兼具政党中心逻辑和情理兼容逻辑。     

“外部精英”驱动：一个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兼对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反思与重构

体行动参与者行为研究一直秉持“内驱型”成本—收益分析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当代社会精英在共同价值及多元利益驱使下,利用专业优势对行动参与者影响的多面性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公众舆论场情境营造。为探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生成逻辑”是否符合我国本土实际,利用扎根研究方法,对“康菲溢油事故”引发的渔民集体抗争典型个案进行研究,构建了包括六个核心范畴在内的理论模型。由模型可知,在数字交互传媒构建的无障碍时空环境下,散落在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法律精英、传媒精英等社会精英,利用自身优势和能力,以近乎“零收益”主动介入事件,并以倾向性传媒互动引爆舆论场,驱动渔民完成集体抗争组织动员,并在行动方案选择、行动策略优化、提升共同收益预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发现原子化分布的社会精英对事件的主动介入及对公众舆论场的选择性营造,对驱动集体行动生成并向纵深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外部精英”驱动：一个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兼对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反思与重构

体行动参与者行为研究一直秉持“内驱型”成本—收益分析的逻辑框架，但这一逻辑框架忽视了当代社会精英在共同价值及多元利益驱使下，利用专业优势对行动参与者影响的多面性和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公众舆论场情境营造。为探究奥尔森“集体行动生成逻辑”是否符合我国本土实际，利用扎根研究方法，对“康菲溢油事故”引发的渔民集体抗争典型个案进行研究，构建了包括六个核心范畴在内的理论模型。由模型可知，在数字交互传媒构建的无障碍时空环境下，散落在社会各界的知识精英、法律精英、传媒精英等社会精英，利用自身优势和能力，以近乎“零收益”主动介入事件，并以倾向性传媒互动引爆舆论场，驱动渔民完成集体抗争组织动员，并在行动方案选择、行动策略优化、提升共同收益预期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此，发现原子化分布的社会精英对事件的主动介入及对公众舆论场的选择性营造，对驱动集体行动生成并向纵深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由“民主崛起”走向“增量式民主”：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乡村民主的演进逻辑

本文以现代国家建构为分析框架认为我国乡村民主发展有其自身的演进逻辑,现代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建构的双重特性决定了由"民主崛起"走向"增量式民主"是我国乡村民主发展的基本方向.民主崛起阶段积累的民主存量为增量式民主奠定了民主基础,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融合与互动为增量式民主奠定了社会基础.     

理论创新之作——《国家紧急权力制度研究》简评

“当大量未知的社会关系出现在自己的视野中时，法律的应对之道只有两种：将自己弃绝于新的社会荒野，或者，在不改变自身形象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将其涵摄于自己的规范之中。”我相信，刘小冰所著《国家紧急权力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所要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希望和要求：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紧急权力必须拥有大致相同的普世价值基础，必须强调这种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和完整性。应该说，在该研究领域中，该书属于理论创新之作。     

“中国之治”的制度自觉与自信

显著优势:铸就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之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管用,就在于有其他制度不具备、做不到的独特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概括为13个方面,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本质属性到价值理念、从制度立场到制度目标、从制度绩效到制度运行、从宏观到微观的全方位立体画像。     

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作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决策,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要从认识论、制度论、实践论三个层面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深化思想认识,掌握核心要义,不断提升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国家梦”与“个人梦”关系的历史考察及现代审视

中国历史上"国家梦"和"个人梦"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近代以来,"国家梦"与"个人梦"的关系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迁。唯有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阈和中国梦的视角,对"国家梦"和"个人梦"的关系予以现代审视,在此基础上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农民与国家的互动：合作社的起源与发展——《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读后感

关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社,国内学界已有初步研究,但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缺乏细致、微观的个案梳理.     

影响现阶段中国国家利益建构的因素分析

在影响中国国家利益建构的各种变量中，国内环境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其它变量的作用都要经过这一环节；国际环境与国际机制则勾画了中国国家利益建构的舞台与背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及其对自己的定位则是中国国家利益建构中的内在和主观因素。     

从“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基于历史、现实和路径的维度

从"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突出制度治党功能,实现制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研究"制度治党"必须首先厘清"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的历史脉络,充分认识到"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逻辑,推进"制度治党"就必须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屏共振、稳步推进民主决策机制改善党的领导、努力厚植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等三方面探寻实现路径。     

项目下乡为何总陷“精英俘获”陷阱——基于苏北S县的实证研究

项目下乡中的精英俘获不仅包含精英人物对特定资源的占有,还包含精英地区对普通地区项目资源的挤占。精英俘获并不必然来源于制度缺陷或精英作恶,项目分配中的偶然初始选择、自我强化机制和成本收益考量是导致精英俘获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制度隔离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也解释了为何正式制度和国家权力对精英俘获的规训失效。     

干部驻村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现路径——基于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的分析视角

干部驻村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农村工作的优良传统。脱贫攻坚期间,驻村干部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加强村级组织建设以及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也凸显出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行、精准帮扶失准以及名实分离等偏离目标的异化现象。在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场域转变的过程中,干部驻村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密码。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推进干部驻村制度思想认识的持续深化与理念转变;推进干部驻村帮扶政策制度的动态调整与梯度跟进;推进干部驻村帮扶运行机制的有机衔接与转型升级;推进干部驻村制度运行环境的平稳过渡与优化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