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质证据观

证据概念问题的大讨论使证据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证据观念的大转变开创了证据学发展的新时代。实质证据观是正确的,应该在法学中予以确立,形式证据观应予以废除。证据是事实,证据只有两种属性,一为客观性,一为关联性。证据只有三种物证、书证和人证。三种证据理论可以穷尽所有证据。     

证据学的大革命——再论实质证据观

实质证据观引发的证据学的大革命，这场大革命的内容包括：以“两论”为基础的学科新体系应运而生；明确了证据学的A、B、C；新建了证据资料的理论；新建了证据效力的理论；提出了证明的构成理论；研究了证明的基本形式；新建了证明的方法体系；新建了全面的证责体系；新建了一系列原则和规则；建立了证明原则的基本理解，提出了实事求是七项原则；确立了实质真实观，新建了实质真实标准；提出了创立新证据制度的初步构想。这一切使我国证据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场大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要将证据学打造成社会科学中最伟大的学科之一。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民事诉讼证据标准刍议

我国民事审判制度已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其深化改革也经过了十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有关证据适用方面却仍然存在认识偏差、方法欠缺及司法困惑。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继续对民事证据规则中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加以探讨,以解决审判实践中的困惑。     

从积极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

我国刑事诉讼实行以务必发现事实真相为基本主张的实质(客观)真实发现主义,近年来此一主义受到挑战。本文比较了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与形式真实发现主义、积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与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的差异,分析了实质真实发现主义与诉讼类型、诉讼模式的关系,指出实质真实发现主义是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的构成要素,它与职权主义有着共同的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基础。作者反对在刑事诉讼中弃置实质真实发现主义,同时主张将我国实际实行的积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转移为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将审判活动的重心转移到防止给无辜者定罪上来。     

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质疑

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认知活动,就其性质而言,证明首先属于人们主观对客观发生的社会事件的一种认识,因此必须遵循认识论的普遍规律。证据其实是承载案件事实信息的载体,证据的本质属性也只能是关联性,具体指关联性中体现出案件事实的信息性。证据的概念过于强调证据的客观真实。应将证据重新定义。证据的证明力在于其能形成相互关联的证明链条。证据可以承载事实的真实信息,也可以承载事实的虚假信息。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

实质证据与辅助证据的类型区分及其规范意义，在理论上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其在法律和法学上都具有普遍的基础性，尤其对中国问题具有特别的针对性。界分这两类证据的基本标准是，在证明逻辑上看证据与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具有“生成”意义上的证据相关性，有则为实质证据，无则为辅助证据。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区分这两类证据的规范意义在于，能够较为具体地说明与刑事诉讼有关的许多职权行为应有的合理证据规范，以及中国在刑事证据运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和应有的法律变革。今后，应当在理论上加强此方面的研究，在立法尤其是法律解释上明确这两类证据的区分并对其运用进行合理规范。     

客观真实价值观是证据制度的灵魂——对法律真实观的反思

以"法律真实"价值观为指导理念,违背了证据制度最根本的价值目标,从而导致审判实践中适用证据规定的机械和错位;裁判者在理念上应当遵守"客观真实"价值观——这也是设置证据制度的最高价值目标;裁判者视域中的"真实"只能是"一元真实",即客观真实;如果存在"二元真实",就意味着裁判者同时也已形成了"客观真实"之心证,基于裁判正义的要求,理应以形成心证的"客观真实"为裁判事实基础。以"法律真实"价值观为指导理念,违背了证据制度最根本的价值目标,从而导致审判实践中适用证据规定的机械和错位;裁判者在理念上应当遵守"客观真实"价值观——这也是设置证据制度的最高价值目标;裁判者视域中的"真实"只能是"一元真实",即客观真实;如果存在"二元真实",就意味着裁判者同时也已形成了"客观真实"之心证,基于裁判正义的要求,理应以形成心证的"客观真实"为裁判事实基础。     

把证据学打造成全人类的科学──三论实质证据观

事实是一切学科的对象。事实不是陈述、命题、描述和断定。事实是指客观外界存在或不存在、发生或未发生的全部情况和过程。事实可分为如下类型：一、静态事实和动态事实;二、积极事实和消极事实;三、自然事实和人为事实;四、历史事实和当前事实。事实有四大功能,即认识的基础、证明的根据、检验的标准、思想的指南。事实有两重属性：一为客观性;二为关联性。证据也有两重属性。证据的客观性指的还是事实的客观性,证据的关联性指的也还是事实的关联性。可见,事实就是证据。事实有四大功能,证据自然也有四大功能。证据不限于司法工作需要,全人类都需要。因此,要把证据学打造成全人类的科学。     

简论刑事证据与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法规定什么是证据,与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进行的审查判断并不矛盾。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是证明标准而非证据标准。坚持客观真实标准,坚持客观真实的可知性,尽可能地追求客观真实,最大限度地满足法律要求的犯罪构成条件和程序性条件,更有利于防止疑案,减少错案。     

论刑事证据的客观真实

本文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及与持不同观点者的辨析上,进行科学总结,并对此标准在运用中的利与弊进行剖析。着重从刑事证据本质特征及司法实践适用中的问题等方面,对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展开了深入论证。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有所裨益。     

从程序本位到程序自治--以卢曼的法律自治理论为基础

关于程序乃法治之枢纽的判断 ,程序本位论只回答了程序应该做到什么 ,程序自治论则进一步回答了程序如何做到这些。程序自治 ,即一种法律程序与其外界环境相对隔离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 ,程序自身的展开过程同时也就是程序功能的实现过程。在具体的程序运作中 ,这要通过角色的分化与重组、时间顺序的安排、空间氛围的营造以及实体法规范的整合功能四个方面的机制来实现。     

从“亲本位”向“子女本位”演变的亲子法

近代法国、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规定的亲子制度采用了亲本位。通过修订,现代法国、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规定的亲子制度采用了子本位。我国在制定民法典亲属编时应该坚持后一种立法主义。     

受贿罪证据标准思考

受贿犯罪腐蚀了国家肌体,动摇了社会的根基,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也是反腐败斗争中重点打击的对象。然而,就目前而言,受贿犯罪仍呈现高发态势,其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比例也居高不下,究其原因,除了受贿案件取证难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把握存在困难,以至在现实中,逐渐形成了惩处受贿犯罪“宁纵勿错”的思想,给了受贿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探讨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受贿罪证据标准,从而加大对受贿犯罪的惩治力度。本文试从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概念、含义,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法律要求,受贿罪证据标准的现实基点以及受贿罪证据标准的构想四个方面,对受贿罪证据标准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与思考。     

论社会冲突型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审判程序

社会冲突型行政争议具有主体范围的广泛开放性、利益关系的多元交织性、原因结构的错综复杂性等特征。为了实质性地解决此类争议,需要将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内容从单纯的规范合法性审查逐步扩展到对政府内部体制的合理性、政府公共政策的正当性、社会结构的均衡性等层面的审查。为此,有必要本着司法能动主义、程序合作主义和司法最终主义三个原则,设计一个专门针对社会冲突型行政争议的集团诉讼调解程序。     

电视时政新闻报道实证研究三题

本文聚焦于重庆电视媒体的时政新闻报道,从具体业务切入,对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首先从文化品位的角度。围绕片头、播音员、栏目设计、文字、声音和画面等具体业务,探讨了地方主流电视台的定位。其次针对电视时政新闻报道缺少同期声、缺乏真实性和现场感、违背电视新闻"声画合一"要求的积弊,提出了解决的措施。最后集中阐述了创造电视时政新闻报道精品的具体途径和办法。文章立足于电视时政新闻报道实例基础之上,对电视时政新闻报道业务工作的改进,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从实体自我到关系自我——后现代心理学视野下的自我观

现代主流心理学在考察"自我"时,假设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作为精神实体而存在的"我",它是个体存在的核心,统领着我们的一切.后现代心理学对这种实体自我观进行了猛烈批判,认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真实的实体自我.后现代心理学从社会建构主义出发,将自我视为关系的创造物,是我们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通过语言建构而成.它将自我理解为关系性的、多元的、变化的、去中心的.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人们自我意识观的变化要经历策略操作者、混杂人格和关系自我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后现代心理学自我观的提出对我们理解自身、解决自身的心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探讨

本文介绍了世界各主要国家采用的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的立法意图及主要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分析比较其共同点及区别 ,得出了起诉证据标准与诉讼模式及各国法律文化历史传统紧密相关 ,并由其决定 ,但应该低于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这一结论。鉴于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不同诉讼模式之间相互融合、吸收 ,取长补短这一趋势 ,两种起诉证据标准之间的界线也日渐模糊 ,呈现出融合的趋势。通过考察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证据标准的现状 ,分析其利弊 ,认为必须重构我国的起诉证据标准 ,结合我国国情 ,兼采两种起诉证据标准 ,取其之长 ,补其之短 ,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

刑法方法论存在着本体论和工具论之分,前者以超法规的刑法理论或制度为对象,构建的是作为哲学的刑法学;后者则以解释具体的刑法规范为目的,建构的是作为解释的刑法学。适应刑法学科自身特性并根据刑法正义性的要求,未来中国刑法学发展的趋势应当是实现从刑法本体方法论向刑法工具方法论的范式转型,未来刑法方法论的发达则是构建一套精密的刑法解释方法和技巧,走向解释的刑法学。而其基本的路径则是由实质的犯罪论上升到实质的刑法立场,并提倡与之相适应的实质的刑法解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