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地方人大在惩治预防职务腐败中的作用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要惩治预防腐败，就必须强化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对人大监督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正确认识人大监督与惩治预防腐败的关系，切实发挥人大的依法监督作用，对于惩治和预防腐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地方人大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挥作用。     

切实做好新时期人大监督工作积极探索 大胆实践

伴随着去年县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开展，自己也从以前的监督对象变成了一名监督者。通过一年来对人大工作的学习和实践，自己进一步认识到了人大的监督同其他监督形式相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那么，如何按照党的十七大对人大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依法做好县级人大监督工作，是我们从事县级人大工作者需要破解的现实问题。     

关于人大监督权的几点思考

监督“一府两院”正确行使职权是人大监督应有之义，本文从监督司法权行使角度对人大监督权作了一些理性的思考，认为人大的监督有其积极与有效的一面，但应建立保障司法的独立的基础之上，不提倡实施个案监督，指出人大的监督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并不冲突。     

强化人大对司法权监督的思考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人大监督具有权力来源的权威性、监督对象的广泛性、监督层次的至上性和监督方式的间接性等特点。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司法监督权是保障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客观需要。目前,人大监督的主要缺陷表现在：监督条款过于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监督权难以行使;监督刚性不足,监督权虚置;被监督者法律责任不明,监督权威缺失。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权的监督完全可以从个案入手,各级人大常委会要严格按照《监督法》规定的监督方式对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进行监督。为了提升人大对司法权的实际监督水平,应当进一步完善人大监督制度：转变观念,打破监督权＂休眠＂状态;建立专门的人大监督机构和人大监督员制度;不断完善监督立法,实现人大监督司法权的法制化;进一步细化人大监督程序。     

扎实开展专项工作评议努力提升人大监督实效（摘要）

2013年4月换届以来，沧州市人大常委会对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努力提高人大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思考，在借鉴外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实际，探索实施了通过开展专项工作评议，提升人大监督实效的新方式，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邵阳中院 主动接受监督 确保公正司法

依法接受人大监督,是人民法院必须遵守的宪法原则。近年来,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不断强化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工作意识,通过完善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程序、改革人大代表的联络方式,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细化和深化,不断走向规范化。在人大强有力的监督和支持下,邵阳中院工作报告连续7年在人代会上全票或高票通过,法院队伍连续7年无人     

安康人大：三项新规增强监督工作刚性

在近日召开的陕西省安康市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分别审议通过了《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财政预算审查监督实施暂行办法》和《关于对市级国家机关和中省驻安单位开展年度工作测评的暂行办法》。三项新规的出台，将进一步有力地增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工作刚性。     

乡镇人大主席团作出审议意见有益于加强监督

笔者认为,在法律条文中虽无明确规定,但从其最基层人大实施监督职权的实际需要看,乡镇人大主席团作出审议意见可以填补闭会期间缺少监督的空白,可以效仿一试.     

在人大监督下依法施政

近年来，池州市贵池区政府，主动接受人大监督，积极争取区人大常委会对园区建设、重点项目建设、民生工程实施等政府重点工作的监督和支持，形成了人大决议政府坚决执行，政府工作人大鼎力支持的良好局面。     

地方政府的“监督需求”在哪里

如何实施有效监督是人大监督的老问题，现实工作中，地方政府总感觉人大监督没监督到点子上，他们时常抱怨：“政府工作忙忙碌碌．终日忙于上项目、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还要腾出时间来迎接人大视察、检查、调查、评议等，精力分不开，时间不够用”等等，人大也深陷“没事找岔、添麻烦添乱”之烦。其实，地方政府还是很欢迎人大监督的，那么，他们期待什么样的监督？又有哪些“监督需求”呢？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