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研究的文类

布伦特·海耶斯·爱德华兹在美刊《社会文本》第78期(第22卷第1期)上发表文章《后殖民研究的文类》,对后殖民批评和后殖民理论的近期发展作出了评述,文章也简要评论了一个长期困扰后殖民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即政治的跨学科性。文章主要内容如下。在过去的十年中,存在着一种相当突     

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余潇枫教授访谈

目前,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各国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均备受关注,非传统安全研究不仅方兴未艾,而且正在走向体系化和"制度化"。那么,非传统安全研究是如何兴起的?它包含哪些内容?非传统安全研究演进状态如何?西方的非安全研究状况如何?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有哪些理论探索?目前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有哪些不足?如何看待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为此,本刊特约记者浙江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甘均先副教授专访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余潇枫教授长期从事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著有《国际关系伦理学》《非传统安全与公共危机治理》《中国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理论、范式与思路》(合著)及《边疆安全学引论》(合著),主编有《非传统安全概论》(第二版)、《中国非传统安全蓝皮书》,译著有《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等。     

试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方法——兼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1)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说方法论问题是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2)为什么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要区分两类理论,即价值性理论与实证性理论?实证性方法对国际关系理论有哪些要求?(3)“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一理论目标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有哪些?     

中国是否将主导世界?

伊恩·约翰逊(Ian Johnson)是普利策奖得主、专栏作家,他在《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2013年第6期(第60卷)发表文章,分析了中国是否在未来将主导世界这一问题。该文介绍和评论了研究中国的几部新著:《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Eclipse: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by Arvind Subramanian)、《中国的崛起与战略逻辑》(The Rise of China vs.the Logic of Strategy,by Edward N.Luttwak)、     

“9·11”之后的世界:历史依旧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年生于美国芝加哥,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职于兰德公司、美国国务院和乔治·梅森大学,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该校高级国际研究院院长。1989年,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1992年,在前文基础上,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历史终结论”。2003年3月17日,应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邀请,福山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9·11’后的世界:历史依旧终结?”(The World after September ll:Is History Still Over?)的学术讲演。在讲演中,福山教授结合“9·11”事件后新的国际政治形势,阐发了他对“历史终结论”的一些思考。本文即根据此次讲演的录音整理而成,供学界参考,以期引起讨论。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有些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为尊重作者著作权起见,本文未加删节,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9·11”之后的世界：历史依旧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年生于美国芝加哥，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职于兰德公司、美国国务院和乔治·梅森大学，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该校高级国际研究院院长。1989年，福山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1992年，在前文基础上，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历史终结论”。2003年3月17日，应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邀请，福山教授在北京大学作了题为“‘9·11’后的世界：历史依旧终结?”(The World after September 11：Is History Still Over?)的学术讲演。在讲演中，福山教授结合“9·11”事件后新的国际政治形势，阐发了他对“历史终结论”的一些思考。本文即根据此次讲演的录音整理而成，供学界参考，以期引起讨论。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文中所表达的观点有些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为尊重作者著作权起见，本文未加删节，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     

俄罗斯学者论社会主义和俄罗斯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苏联为什么会失败?“新”“老”社会主义的区别何在?“新”社会主义是否就有前途?在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流派中发生了什么?左翼力量对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持何态度?社会主义思想的批评者和反对者错在哪？为了回答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的这些迫切问题,著名政治学家、政论家鲍里斯·斯拉温教授撰写了<社会主义和俄罗斯>一书。 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社会主义的性质,第二章: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第三章:从左的角度分现实的俄罗斯。第四章:俄罗斯和人类未来。第五章: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继承和屏弃的是么;第六章:思想的砧污(争沦性文章)。 斯拉温认为,在只有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而这种模式几十年后又遭到失败的国家里谈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又不能不谈、因为必须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消极后果。在作者看来:(1)社会主义的一种国家模式在历史中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具有国际性质的思想会消失;(2)现实社会主义的其他模式仍然存在并得以发展:(3)人类的厉史没有终结,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新的形式和模式会不断涌现。     

21世纪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张清敏教授访谈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活跃,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也得到国际上外交学界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的外交学学科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当今外交学研究为何繁荣?中国外交学研究有哪些特点?是否形成了自己的流派或学派?目前,中国的外交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田田叶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清敏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近年来主要研究外交学理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实践,著有《当代中国外交》《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研究:决策的视角》等。     

从历史的终结到美国民主的衰败

<正>从2016年美国大选可以看到,美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恐怕成了最大的输家。这让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宣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终结论"已经踏上了终结的历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是最大的赢家。不过希拉里·克林顿却不一定是最大的输家;美国人一直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恐怕才是最大     

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身份观

本文主要介绍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等的文化身份观。在后殖民理论家看来 ,无论是个人的还是民族的文化身份都是后天建构起来的 ,不存在天生的优劣贵贱之分。后殖民主义身份观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消解了以欧美中心论为基础的等级性的种族观念和民族观念 ,为弱势群体或“少数族”争取应有的公民权奠定了理论基础。霍米·巴巴 (HomiK Bhabha)是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现任哈佛大学安·罗森博格英美文学与语言学讲座教授 ,与赛义德(EdwardW Said )、斯皮瓦克 (GayatriC Spivak)一起被称为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1 990年出版由他主…     

21世纪以来的中非关系研究——张春研究员访谈

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中非关系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学科方法渐趋多元,研究议程也明显深入。那么,当代中国的中非关系研究主要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每个阶段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中非关系研究是否产生理论?它将对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等产生何种影响?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洲学而言,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有哪些?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曹德军就上述议题专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春研究员,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非洲和平安全、大国对非战略比较等,著有《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地方参与中非合作研究》等。     

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

美刊《理论与社会》第31期(2002年)发表了艾丽斯·布拉德(Alice Bullard)的书评文章,对查克拉巴蒂的《边缘化欧洲》一书进行了分析,认为《边缘化欧洲》对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和分析,试图把后殖民国家的历史从欧洲历史的话语中解放出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潘忠岐教授访谈

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古代对外关系进行研究,取得很多开创性的成果,并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中国元素的增加。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哪些成绩?其中,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研究有何特别之处?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助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国学派的构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研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是否一定要突破既有的理论框架?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注意什么?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信岩呈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潘忠岐教授。潘忠岐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对外政策与战略、中美与中欧关系、中华经典国际关系等,著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针锋未必相对:战略思维与中美互动的对弈逻辑》《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等。     

美国学界对总统政治的研究:历史与理论

总统政治是美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美国学界相关著述颇多。美国学界对总统政治的研究先后经历了制度主义、科学主义和多元主义三个发展阶段。同时,由于研究者关注总统政治的角度不同,美国学界对总统政治的研究形成了宪政—法理研究范式、政治(传记)史研究范式、制度主义研究范式、政治—权力研究范式和认知—心理研究范式等五大研究路径。每一种路径都只抓住了总统政治的一个侧面,唯有注重研究总统个性和制度之间的互动,才能更好地理解总统制在美国成功的原因。     

探索国际组织研究Paradigm的演变

国际组织具有很多种类，也具有着多种目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考虑特定的时期内有怎样的国际组织研究Paradigm(范式)。因为代表一个时期的国际组织研究范式对解决特定时期的国际问题起到了有效的职能，而且这种范式的存在和多样的国际组织的设立也有一定的联系。对于如此多样的国际组织的研究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开始存在，但是事实上仅仅进行某一种国际组织范式研究，其理论无法提供总括性的、体系性的说明。     

理论的终结

《理论的终结》(TheoryEnds)一文对大写理论的含义和形形色色反理论的代表人物与观点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作者认为“终结”的概念错综复杂,持不同立场的人对它抱有不同的态度。实际上,理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正在经历一场嬗变,所谓的终结只不过是某个运动或流派在历史上的结束或消逝,丧失的只是理论的个别身份和作用,理论的一些特征将继续存在下去,并以新的不同形式对现实作出反应。本文译自2005年出版的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刊物《职业》(Profession)。     

国际政治的建构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袁正清研究员访谈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建构主义研究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在学理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诸多挑战。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引入中国后为何能在青年学者中间产生广泛影响?中国建构主义理论的长期发展前景如何,存在哪些不足,还有哪些改进空间?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过程中,中国学者可否以建构主义为支点,做出新的学理贡献?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曹德军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袁正清研究员。袁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与中国外交,著有《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研究(1995—2005)》和《国际关系研究:议题与进展》等。     

自由民主的范式确立与范式危机

冷战时期,为了与以"人民民主"为指向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夺民主话语权,美国政治科学家参与了一场规范民主概念的行动,这场行动最终确立了自由民主观在民主化研究领域的范式地位。苏东剧变之后,自由民主逐渐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遭遇了实践危机。面对危机,政治科学家对自由民主的批评和反思大多停留在政策领域,很少探讨概念本身存在的问题。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范式革命理论,政治科学家研究成果呈现的操作性批评的反复性和前提性批评的缺失性正是自由民主范式危机的表现,它预示着民主研究领域将面临一场范式革命。     

评里根政府对西欧的政策

一九八○年十一月四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根以压倒优势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九届总统。它标志着美国开始了转向保守的一个新的时期。在外交方面,里根推行"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谋求稳定和改善美国现有的国际地位。近一年来,里根政府正在对美国以往的具体外交政策重新探讨,进行调整。由于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西欧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历来占据重要地位,人们必然关心:在这期间,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否有所改变;美国对西欧的政策是否发生了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美、欧关系还面临什么问题、前景如何?下面就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何为政治信任的来源?——以后共产主义国家为背景考察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

美刊《比较政治研究》2001年2月号(第34卷)刊登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威廉·米施勒(William Mishler)与英国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教授理查德·罗斯(Richard Rose)合写的文章《何为政治信任的来源?——以后共产主义国家为背景考察制度理论和文化理论》。文章介绍了关于政治信任来源的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文化理论和制度理论,前者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