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信息公开与政府清廉度 ——基于韩国中央政府机关的实证研究

各国政治实践表明,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政府拥有过大权力是诱发腐败的主要原因,而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使得腐败愈趋严重。本文以韩国李明博政府(2008—2012年)和朴槿惠政府(2013—2017年)执政期间的375个样本为对象,依托韩国政府机关权力指数和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等统计数据,采用面板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行政权力大小与政府清廉度显著负相关,信息公开程度与政府清廉度显著正相关。同时,信息公开程度发挥着调节作用,缓解了行政权力给清廉度所带来的负向影响。因此,在行政改革和廉政建设中,必须优先调整政府机关的职责类型,限制行政权力范围,规范权力运作,并积极推广运用信息公开制度,使之真正落到实处。     

构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保障机制

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和防治县委权力腐败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前仍然存在不少制约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因素。要实现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需要我们构建科学合理的保障机制。     

制度反腐的新阶段:推动权力公开透明运行

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包含三层含义:结果公开、过程公开和逻辑公开。公开透明在不同权力的运行中有着不同的要求:结构性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不仅应实现结果和逻辑的公开,而且应实现运行过程的公开,并创造条件让群众或代表参与其中;职能性或功能性权力的公开透明运行应以结果公开和逻辑公开为主、以让群众参与其中为辅,并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积极推动运行过程的公开。无论何种形式的公开,群众的积极回应是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与防治腐败形成良性循环的关键环节。     

政府规制改革是抑制腐败的治本之策

文章认为 ,政府规制一方面是克服市场缺陷的有效手段 ,另一方面也会产生经济租金 ;分析了政府规制权力诱发腐败的机理 ;提出了有效防治腐败的政府规制改革的思路。     

对基层从源头上防治党内腐败的思考

基层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必须进一步认清公权私用的腐败本质,着力在发展党内民主、扩大党务公开,形成监督合力上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解决在用人、用钱、执法权力行使中的突出问题,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政务大数据在腐败评估预警中的应用

对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信息的观测是判断腐败发生风险及其严重程度的重要方式。传统权力运行制度下,隐秘性信息不对称与敏感性信息不对称构成了腐败评估与风险预防的严重障碍。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尤其是政务大数据的挖掘应用,给腐败行为的全过程控制与预防提供了信息保障和技术支持。腐败评估预警能够通过运用计算机处理手段和信息集成系统,对行政权力运行中产生的各项指标和数据进行综合处理与分析。腐败评估预警指标体系可以根据"主观-客观"和"过程-结果"两个纬度分成四个象限,具体包括自我测评类指标、腐败感知类指标、业务开展类指标、案件查处类指标。     

建立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公开机制

政府投资项目领域是腐败现象的多发、高发地带,信息公开对有效预防政府投资项目领域的腐败具有战略意义。在当前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对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公开工作重视不足。有必要开展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公开专项行动,有计划地建立和推进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公开机制,保证政府投资项目信息充分、及时、准确的发布,提高投资透明度,以实现项目决策的科学化、项目实施的规范化和项目监督管理的民主化。     

法治反腐、理性反腐、科学反腐——关于反腐败的若干思考

对于权力腐败这一痼疾,必须走法治反腐、理性反腐和科学反腐的道路,必须避免人治反腐、情绪反腐和盲目反腐。在此理念下,以科学的手段反腐,设计、改革和完善反腐制度体系,如建立财产公示、大额消费刷卡、信息公开、司法独立等制度。但是腐败不是孤立现象,反腐败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工程,若仅仅就腐败而反腐败,虽有一定成效,但事倍功半。所以,还需要做好科学划定权力界限,坚持权力最小介入原则,权力制约要形成法治的封闭式制约,从而提高权力运行效率。     

论反腐败中的信息公开制度

信息公开是实现权力有效监督的重要方式,是民众知情权的基本保障,是媒体自由的必要条件,信息公开构成反腐败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美国、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均通过立法规定了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目前规范信息公开的法规主要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政府、民众观念及法律规范方面,中国信息公开都存在亟待完善之处。必须高度重视信息公开问题,从多方面完善中国的信息公开制度。     

区块链技术在反腐中的功能及其应用

区块链具有网络化、公开透明、数据可靠、匿名性等特点。运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提高政府权力运行的透明度、扩大监督信息的共享范围、缩短委托代理环节减少腐败机会、监控资金流向。在反腐败工作中,可以通过区块链建立监督信息共享机制,监督公职人员的行为,改进案件线索管理。为了更好地提升运用区块链技术治理腐败的效果,应进一步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廉政领导力,推动行政体制创新,并有效破解区块链的安全性问题。     

政府信息公开中行政主体的信息分类义务

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中可以推导出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行政主体具有对信息进行分类的义务。这种义务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和诉讼过程中两个阶段。这是由行政职责、行政效率、权力分工三方面的理论基础决定的,同时还具有防止行政主体滥用例外规则、保持法院在司法审查中的中立地位、保证行政主体行使信息权力的完整性等重要价值。违反信息分类义务,行政主体将承担行政责任、败诉的风险,严重的还有可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论行政公开与监督行政

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前提,只有行政公开才能防止公共权力的异化和权力腐败,也才能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行政公开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前提,是民主权力的体现.行政公开包括行政程序公开和与行政权相关的公务人员的职位、主要的社会关系、财产状况的公开.     

"灰色收入"与腐败以及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灰色收入"是腐败的一个重要的滋生地。少数政府官员利用特权大肆攫取"灰色收入",是导致腐败蔓延的一个直接原因。必须从现存的政治及经济制度的缺陷上来分析和认识腐败本质。腐败的物质基础是政府对社会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垄断。当前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现实基础是不对称的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建议精简政府机构,公开办事程序;削减公共权力,减少"灰色收入";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查处惩罚力度,推进反腐败的斗争。     

从人类政治演进规律看中国的国家治理

人类社会政治演进有自身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由思想家们进行了深刻揭示。17世纪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认为,政治发展正如自然发展一样有自身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把握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又要把握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特殊规律。法国18世纪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了民主政治发展的两大规律,即公开选举和由人民制定法律的规律,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实现国家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英国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著名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边沁提出过一个政治公开性规律,即好政府的根基就是公开性,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使政府成为阳光政府。19世纪英国著名学者阿克顿勋爵提出了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就告诉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加强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政府权力受到严格的约束。     

法治:腐败治理的主体工程

论文认为,我国处于转轨期的政府腐败实质是规模过渡的政府权力对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力的损害和侵犯,这种不受制约或制约不力的政府权力运作规模是当前腐败的总体性根源。“法制控制论”的基本主张是通过“严刑酷法”来监控和约束公务员手中的公共权力,采取“坏哪修哪”的亡羊补牢战术来遏制腐败局面,只治标不治本。因而只有采取法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府权力运作规模过度进而解决政府权力运作过程的制约不善的连带难题,从根本上治理腐败。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失衡与平衡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效的制约与充分的激励是法律制度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实践中,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尚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其失衡主要体现在权利结构、公开范围、公开方式、救济途径四个方面。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从失衡走向平衡,就必须变革公共选择机制,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确立公开推定原则、保障公众参与、完善监督救济、健全权力平衡制度,从而构建政府信息公开的有效制约机制与充分激励机制。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文化的缺失与重建——以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依赖于软性的政治文化,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理论为政府信息公开的政治文化依赖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框架。阿尔蒙德区分三种不同类型的政治文化,其中,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是一种秘密文化,公民文化是一种公开文化,正是这种作为公开文化的公民文化成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石。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政治文化环境存在诸多问题,在政府层面的表现为:崇尚权力,作风官僚,空间封闭;在公民层面的反映则是消极服从,态度冷漠,关系离异等。这些问题正成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有效实现的重大障碍。因此,要促使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有效开展,需要改变原有的秘密政治文化环境,重建一种公开的政治文化。     

转型期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变革与廉政建设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腐败的存在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作为公共权力运作的核心性规范,公共领导体制直接规定着高层领导者运用权力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腐败与反腐败活动。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公共领导体制开始现代化转型,从传统型权威和个人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换,其反腐败方略也相应地从注重思想教育和社会运动转向注重制度约束。与此相适应,必须深化公共领导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包括:进行良好的宪政分权,发展直接民主;引入政治竞争,实行政务公开;转变政府职能,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强化监督机制和惩罚机制;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度,等等。     

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基本原则与监督机制

腐败与权力主体在利益冲突中不中立、甚至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有密切关系。由于非公共利益的驱动，权力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摆脱监督和规范，从而形成腐败的温床。防范利益冲突，避免政府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应当坚持服从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利益、尊重私人利益三项基本原则。回避利益冲突，确保政府在各方利益冲突中保持中立，应当坚持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三项基本原则。应当积极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加强党纪政纪监督、强化人大监督、严肃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健全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的监督机制。     

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腐败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防止权力越界和失控,是反腐败的核心问题。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是科学配置权力。通过适当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决策职能、执行职能、监督职能由不同部门相对独立行使,形成既相互制约、相互把关,又分工负责、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才能使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高效,监督更加有力,从而保证权力依法运行,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滥用现象的发生。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结构,离不开运行机制的保证。完善权力的运行机制,一是要"切实把防治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最大程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二是要用覆盖全过程的责任制度来保证;三是要"以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