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年时尚

当今社会,各种青年时尚在青年中广泛而迅速地流行。什么“大红色”、“海天色”、“全白色”等流行色;什么“披肩发”、“公主髻”、“波浪式”等流行发式;什么“文化衫”、“牛仔装”、“迷你裙”等流行服装;什么“四大天王”、“迪斯科”、“摆滚乐”等流行歌舞;什么“琼瑶热”、“三毛热”、“汪国真热”,等流行文学;什么“自修热”、“外语热”、“微机热”等学习热潮;什么“时代意识”、“自我意识”、“代沟意识”等流行思潮,什么“老板”、“下     

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

“国学”概念提出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回应“西学”的挑战。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抵制、中国惊人的发展变化、对“东亚发展模式”的探讨、“软实力”建设的提倡等,是“国学热”兴起的主要原因。对“国学”既不能采取固步自封的保守主义,也不能采取批判打倒的激进主义。“五四情结”、“斗争哲学情结”、“意识形态情结”、“西方中心论情结”等,仍严重阻碍着中国人之“民族文化认同”。     

疫情催热“宅经济”

工作靠“钉钉”远程办公、三餐靠“美团”“饿了么”生鲜配送、头疼脑热靠“支付宝”在线问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虽然旅游、餐饮、线下娱乐、制造业等行业受到很大冲击,但网络购物、餐饮外卖、网络游戏等传统“宅经济”逆势大涨,生鲜配送、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等新型“宅经济”也是一派火热、发展迅猛,成为当前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一抹亮色。     

还在等什么?

近来,常听到一些人说“等”,也确乎看到不少人在那里“等”。诸如“谁晓得往后体制改革怎么搞?”“谁知道惩治腐败还有什么新措施?”“等着看一看再说吧!”说白了,有人在那里“等”上面的精神。有人在那里“等”其他单位的经验。当前我们面临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惩治腐败,这些都需要实际的行动,而他们在那里“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 “等”,有时是表示尊重客观规律,比如“等庄稼熟了再收割”,否则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等”有时还表示创造成熟有利的条件,以使行动更具成功     

武汉有家住宅合作社

“为建房国家一年投资300亿,反倒买了个不满意。”“住房难”,已经远远超过了“吃肉难”、“做衣难”、“乘车难”,时时困扰着城里人。“等着分房子”,有人等来了,有人却等不来。武汉市的居民不想再等了。去年3月,市第一针织厂工人陈燕林     

地方民革报刊选粹

裘文达在《情况交流》发表文章说,九七年换届日益迫近,一批老同志将从各级领导班子中退下来,后备干部队伍的物色和选择,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他说,由于民主党派的后备骨干不少为“业务型”人才,缺乏政治、行政、机关等方面工作的锻炼经历,可以采取“下派”、“挂职锻炼”“干部交流”、“担任助理”等“上台阶”、“小步快走”、“压担子”等各种方法以发现人才,     

提升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政府回应力

当前我国正处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广大民众对涉及民生、经济、政治等诸多社会问题的不满及其诉求能够得到及时的反映,但同时,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也“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使国家内政与外交透明度越来越高,受到的牵制与约束也随之增大”。在这种背景下,面对社会舆论的“井喷”、公众需求的“爆满”,政府相关部门以往面对公众舆论的“拖”、“等”、“删”、‘堵”等手段已经不再适用。     

职业教育应从两端努力

当我们称这个社会是学习型社会的时候．包含的应该是“人人”、“时时”、“处处”、“种种”等多重概念。“人人”指的是不受种族、年龄、性别、出身、贫富等的限制：“时时”就是终身的概念；“处处”强调应该覆盖我国辽阔的疆域：“种种”则鼓励各级各类的组织机构、自主多样的办学方式。     

上善若水水长流

行“善”中共中央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拓展各类道德实践活动，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说明“善”字在中华民族道德规范中的重要意义。“善”是一个会意字，从言从羊。本义“吉祥”，做形容词用有“吉、美好、善良、慈善、应诺、慎重、高明、熟悉”等义项，做动词用有“擅长、修治、羡慕、认为好、赞许、友好”等义项，做名词用有“好人”义。     

从离散走向弥合:智媒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纾解之道北大核心

智媒时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呈现出环境拟态化、结构扁平化、内容精准化、媒介智能化等新特征。同时,青年爱国主义教育面临多重现实困境,即“虚拟自由”场域干扰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价值认知、“去中心化”传播弱化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主体权威、“信息茧房”效应遮蔽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信息流入、“圈层文化”现象阻滞青年爱国主义教育传播进路等。为此,须依循“思想引领”“主体塑造”“内容为王”“破立并举”的脉络,实施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以纾解青年爱国主义教育时代之困。     

非法经营罪定罪实证研究与理论重塑——基于2182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非法经营罪案件呈现频发、高发趋势,与此同时,关于非法经营罪为“口袋罪”的言论也日益增多,主要争议集中于对“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等的认定上。2182份判决书所反映的该罪的司法实践表明司法机关对非法经营罪适用谨慎,该罪并没有成为“口袋罪”。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国家规定”表述含糊、法益认定不足、“非法经营”行为标准不明、“情节严重”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对“国家规定”应采用折中说。“非法经营行为”应符合“非法+经营行为”要件,结合九类具体行为类型进行分析。“情节严重”应坚持“数额+具体情节”判断模式。     

转型期我国行政人员的人格建构

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依据职业要求和角色规范,通过行政活动展示自身价值尊严的身心结构的总和。由于历史、经济、教育和制度等原因,转型期我国行政人格存在着“依附性”、“权力性”、“自我强迫”、“情绪化”和“悖德”等缺陷。行政人格建构必须把行政人员置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并对其内在构成要素和外在行为表现进行综合把握和全面考察,以实现行政人格由“经济人”—“道德人”—“公仆人”的逻辑演进。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探索

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存在异体问责缺失、问责制度缺位、问责不实、问责不全、问责不公等局限性,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需要营造“问责文化”,推行“异体问责”、“制度问责”、“无为问责”、“阳光问责”。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刑事政策源流论

现代刑事政策与儒家法律思想在很多层面存在共鸣与契合。从“宽猛相济”、“德礼政刑”、“省刑罚”等角度来看，儒家法律思想与“宽严相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罚轻缓化”等现代刑事政策之间具有牵连性和一致性。     

构建和谐社会应兼顾“数量公平”与“比值公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执政党大力倡导,正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众多学者已论述了和谐社会的涵义、特征,阐析了提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等。本文旨在分析执政党为什么“要”,以及为什么“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证构建和谐社会应当认可与兼顾“两种公平”(“比值公平”与“数量公平”),并试图澄清若干已成定论的提法,进而分析政府在认可与兼顾“两种公平”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一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美好理想。我国孔子的“有道之世”、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     

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理解基层治理的行动转向——基于H镇村级工程流程再造的案例分析

标准化是贯穿国家治理实践的重要制度工具,具有程序性、统一性、规范性等特征,力图最大限度地避免政策目标的偏离。标准化治理蕴含的监督导向、自主性规制以及程序主义等要求和约束,与基层差异化的组织结构、有限的治理资源、复杂的治理情境之间存在张力,导致基层陷入事务性负担加重、资源错配以及规则悬浮等困境。研究发现,与既有的“策略主义”“权宜性执行”“选择性执行”“变通”“共谋”不同,基层政府主动通过梳理、整合上级各项标准化工作规范的“再标准化”方式,尝试摆脱治理低效的困境。从“标准化”到“再标准化”的实践过程,展示了基层治理在复杂情境下推行国家意志、维护乡—村共同体与动员干部、释放基层活力,从而促成有效治理的行动转向。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门创新型学科,其研究对象具有综合整体性、相关互补性、动态开放性、意识形态性等特点;课程设置应充分考虑其“基本问题”、“学科关联”、“教师特长”等几个因素;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关键在于“研究”,必须处理好关涉全局的五个“关系”;完善教研机制是本学科建设的重要保障.     

过程性行为理论在行政审判中的应用——对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的法理反思

全国首例“斑马线罚款案”中,法院以“连续行为”理论诠释斑马线上的“停步”也属“正在通行”的说法难以服人,真正适合为本案提供理论阐释的应为“过程性行为”而非“连续行为”理论.“连续行为”应为“数个相同行为的反复进行”,与涵盖观望、迈步、停步、左顾、右盼、小跑等不同动作的“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并不符合.必须认识到相对人行为也可以“过程化”,并将“过程性行为”引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7条,将“正在通行”修改为“通行过程中”,并对行人在人行横道上的通行优先权附设“合法通行”的前提条件,将闯红灯通过人行横道和人行横道上非法逗留等情形剔除出法律保护范围之外.     

从“等饭碗”到“造饭碗”

“饭碗”者,工作岗位之谓也。没有了“饭碗”,吃饭就成同题。没有“饭碗”怎么办?一般不外乎三种选择:“等饭碗”、“找饭碗”和“造饭碗”。 “等饭碗”太消极,显然不可取。“找饭碗”则是一种较为主动、积极的姿态,属于自主就业,应予以支持。一般来说,只要大胆走出去,转变观念,找个“饭碗”     

城市化进程中行政区划调整的偏差及优化对策——以地级市为分析对象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程度的提升,行政区划频繁调整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由于受地方政府利益和体制等因素影响,行政区划调整容易出现许多偏差,如价值标准不全面,运作方式不规范,目标和效果有偏差等,地级市为中心的扩张就是典型代表.优化行政区划调整应该坚持“综合”、“平衡”、“科学”、“法制”、“平稳”等基本标准,坚持整体利益至上,加强顶层设计;维护法律权威,依法规范管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