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某是否构成累犯

犯罪嫌疑人向某，曾国破坏电力设备罪，于1989年6月20日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1993年6月22日刑满释放。1996年4月下旬的一天，向某与有某到有某亲戚家串门，见其亲戚家中有一辆“五羊一本田”125型摩托车（价值10627元），即起盗窃之‘C，并得到有某的赞同。于是—人以借车为由，将摩托车骑出，私配点火开关钥匙一把。1996年11月8日深夜，向某和有某窜到其亲戚家，由有某在外望风，向某翻墙进入院内，用私配的钥匙将停放在客厅的摩托车打开盗走，后此案被破获，赃物亦追回发还失主。司法机关在处理此案时，对认定向某、有某构成盗窃…     

缓刑期满后又犯罪可以构成累犯

累犯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从重处罚犯罪的情节之一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总结累犯制度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刑法第六十五条对普通累犯规定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刑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c”对累犯不适用缓刑，是因为缓…     

缓刑期满以后再犯新罪不能构成累犯

<正> 姜代境、钱友美同志的《累犯构成新探》一文(载《法学季刊》1985年第4期)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缓刑期满后,在三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的故意罪,可构成累犯。”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不正确的,该文所阐述的三条理由都不能成立。该文认为缓刑期满以后再犯新罪可构成累犯的主要理由是“缓刑期满,不是意味着原判刑罚不再执行,而是意味着原判刑罚执行完毕。”因此,缓刑期满以后再犯新罪等于原判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再犯新罪,具备了累犯构成的要件。笔者认为,缓刑期满,究     

缓刑考验期满后又犯罪不构成累犯

被告人彭某某于1995年12月15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于2000年12月25日缓刑考验期满。2001年1月。被告人彭某某先后5次窜至某器材厂。窃得电钻、铜芯线、劳保皮鞋等物，共计价值3900余元。据此，公诉机关以被告人彭某某犯盗窃罪且系累犯为由向法院提起公诉。     

缓刑期满后再犯新罪可构成累犯

<正> 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间内,除了接受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的考察外,仍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如果犯罪分子于缓刑考验期内没有再犯新罪,缓刑考验期满,就意味着原判刑罚免予执行或没有执行过刑罚,而不能认为原判刑罚执行完毕;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新罪的,不可能构成累犯。对于上述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我国的刑罚目的是预防犯罪,其中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不论是在适用刑罚时,还是在具体运用刑罚时,既要考虑到特殊预防的需要,又要考虑到一般预防的需要,强调或忽视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圆满实现。     

谈毒品累犯的构成条件

毒品累犯是中国现行刑法典分则所确立的一种特别累犯制度,它最早出现于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十一条第二款,其规定:“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又犯本决定规定之罪的,从重处罚”。1997年的新刑法典第三百五十六条完全承袭了这一规定,这就是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毒品累犯的规定。毒品累犯是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的犯罪行为之一,要准确打击此类犯罪,做到对犯罪分子的不枉不纵,就必须准确把握此类犯罪的构成条件。为此,本文拟对毒品累犯的构成条件及其与一般累犯的关系作些分析,以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缓刑考验期满三年内又故意犯罪不构成累犯

【要点提示】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满三年内又犯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不作累犯对待。■案号一审:(2009)罗刑初字第138号【案情】公诉机关: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检察院。     

李某的第三次盗窃是否构成累犯

一、主要案情 李某，1990年犯盗窃罪被判刑5年，1995年4月刑满释放，1998年又犯盗窃罪，被判处徒刑5年，因故留看守所服刑。 2000年2月的一天，李某被提押出看守所在监区外劳动，见该所干警宿舍王某家门未关，趁家中无人之机，进入室内盗走人民币5500元。案发后，追回全部赃款．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依法适用缓刑的罪犯能够构成累犯

根据我国《刑法》第65条之规定累犯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对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司法实践中,对于依法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罪犯,是否能够构成累犯,产生了     

累犯构成新探

<正> 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免以后,在三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这条规定,明确规定了累犯的概念、构成条件和惩处原则     

数罪并罚是否适用缓刑

今年七月,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陈某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以销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判决宣告后,对于陈某是否适用缓刑引起了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对陈某应在数刑中最高刑二年六个月以上总和刑六年以下决定执行的刑期,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是合法的.既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应认为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陈某的犯罪情节并考虑其交代态度好,能检举他人罪行,退清全部赃物的表现,对陈某适用缓刑是恰当的;另一种意见认为,缓刑是被原判刑罚的有条件的不执行,只适用于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中犯罪情节较轻,悔罪表现较好,使人民法院相信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     

这种情形是否构成分居？

某文化用晶有限公司对外欠债70多万元．经查：该公司2002年在某区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成立。股东为孙某和沈某，俩人系夫妻。注册资金为150万元。2003年4月，孙某与沈某在婚姻登记机关解除婚姻关系。解除婚姻关系协议约定，公司由孙某经营，债务由孙某承担。沈某不承担任何责任．而公司实际财产不足16万元．负债70多万元．孙某无履行还债能力。请问：公司股东为夫妻俩人．如何承担责任?     

该案是否构成名誉侵权？

2001年2月4日下午，海口大成实验学校在海口市海秀路千家乐广场设置招生咨询宣传点，陈列五块宣传板，宣传海口大成实验学校的情况简介，教育成果及学生家长来信，同时张贴《海口晚报》的“九岁学童欠交学费竞被扣留——树人学校如此逼债叫人寒心”、“公安部门出面干预——被扣学童回家了”“社会各界关注被扣学童”及“大成实验学校特报陈银坚”等四篇关于海口树人学校扣留欠交学费学生陈银坚的报道，海口树人学校法定代表人得知此事后，     

论刑罚裁量中的累犯与缓刑制度

我国现行累犯制度和缓刑制度均存在一定的缺陷，这既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与合理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制度预设目的的实现。为更好地适用累犯制度与缓刑制度，应对其予以完善。     

郑某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

基本案情 郑某，中共党员，2004年4月任某县某乡派出所所长。 2005年9月，郑某的朋友付某说，他有两个朋友的身份证因经济纠纷被扣了，要郑帮忙重办身份证。当地政策规定用营业执照可以办理小城镇户口，付便将借来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他两个朋友的照片以及4000元现金交给了郑。郑某知道付某交给自己的材料不符合相关要求，找到在县公安局户政科任副科长的老同学谢某帮忙。谢某考虑到郑是自己的老同学，又是派出所所长，便在未对办证材料进行审核的情况下，为2人办理了套用营业执照上姓名的假户口和身份证。付在取身份证时送给郑6000元现金。除去办户口、身份证的700元费用，郑某实得现金9300元。     

从时间条件看具体案件中累犯之构成

王某因交通肇事罪和盗窃罪于1999年4月22日(1998年8月23日先行羁押)被法院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个月和六年,合并执行九年.服刑期间二次被减刑共二十个月零十八天,2005年12月4日刑满释放.2009年11月9日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逮捕.检察机关对王某提起公诉时,就其是否构成累犯问题产生不同意见.     

倒签提单是否构成侵权？

倒签提单是否构成侵权？张希舟１９９１年８月７日，原告厦门中贸进出口有限公司与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三井会社）签定了进口３１０吨聚丙烯的销售合同。约定价格条件为成本加运费、保险费价（ＣＩＦ厦门），总价款２４．８万美元，起运港为日本主要港口，目的...     

试论累犯的构成及适用

在我国,大多数犯罪分子受过刑罚处罚,能够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回归社会后不再危害社会。但是,也有少数犯罪分子受过刑罚处罚仍不思悔改,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不久又犯罪,这就是累犯。     

甲工厂的行为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

甲工厂的行为是否构成诉讼时效中断？编辑同志：甲工厂于１９８６年６月借乙公司人民币５０万元，约定１９８７年７月全部还清。到期后，甲Ｌ厂至１９８９年５月共归还２５０００元，从此至１９９ｄ年３月近５年期间，乙公司从未向甲Ｌ厂主张权利要求归还其余借款，甲工厂...     

累犯中时间条件的认定

本文案例启示：对存在疑点、难以确定是否符合累犯的构成要件的案件，需要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进行解释，即罪刑法定原则和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院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罪，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不能任意解释、推测而定为有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要求在一个具体的刑事诉讼中，当出现对法律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中出现不确定的因素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或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