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思念

周恩来同志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的繁荣昌盛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作为他和邓颖超同志的义子,他们对我个人的关怀与教诲使我终生难忘。 我父亲何洛,母亲刘尊一,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曾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和枪杀工人领袖和革命群众。4月13日,我父母和赵世炎同时被捕。4月底,我父亲在上海龙华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我父亲就义时,我还未出生,是父亲的     

“蛇口模式”诞生记

1978年10月12日，我在上海验收上海港学大庆先进集体时，在锦江饭店交通部工作队办公地点召开部党组会议，除彭德清、陶琦等党组成员外，袁庚和买船小组江波、远洋局林默之、上海港李维中、上海船厂冷大章等同志列席，再一次讨论了利用香港招商局的问题。     

在泉州一带农村工作

(一)1931年初出狱以后,听了六届四中全会的传达,我被派到福建厦门市鼓浪屿参加党报“福建红旗”的编辑工作。后因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我逃往上海,通过一个姓薛的老同志与党中央接上了关系。因我不久前曾在上海被捕过,不宜在上海工作,经组织同意,我去了印尼。在印尼又因赤潮案被捕,被驱逐出境,船到香港时逃脱,来到泉州。到泉州后,通过应博原与何元松同志,找到了党,经泉州特支审查后,被派往泉州     

"古调莫惭惟自爱"--谈学习董必武同志诗作的体会

一、参加编选和学习董老诗作的经过从1951年10月到1960年10月,我在董必武同志身边工作了10年。我的任务是帮助董老学俄语。后来董老达到了自由浏览俄文书报的程度,我就改做文件、信稿的起草,诗稿的抄录等工作。因此,我从1958年起开始接触董老的诗。一般是董老写好诗后,交我在笔     

手足之情深似海教诲之言永铭心

记得解放初期的1950年3月间,我在广州三联书店工作,一天下午,省作家协会周钢鸣同志到书店来。过去(指解放前在香港时),钢鸣同志见到我时,总是问我:"哥哥有没有信给你?"这次在解放了的广州,见到钢鸣同志,我倒过来问他:"我哥哥有信给您吗?"开始时,周同志不大肯讲,我眼巴巴地望着他,他经过思考后,终于讲了:"听说辟澜同志牺牲了。"送了周同志出门后,在上楼时,我终于流出了泪水。我找到了在香港认识、当时在华南分局工作的一个朋友,请他帮我了解到:我嫂嫂邓戈明同志也在分局工作。     

忆刘尔信同志

我和刘尔信同志相识在1945年10月刚解放不久的张家口市,当时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安处抽调我去参加社会大清查工作。在晋察冀军区工作的刘尔信同志也调到公安处作清查工作。处里的纪处长委派刘尔信为组长,负责怡安街居民区和大境门外东窑子的清查任务。尔信同志在工作中要求立场坚定,纪律严明,敌情观念要旺盛。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人员模范地执行了清查任务。清查的目的是安     

『历史创造著兼记录者』的新佳作——读杨奇同志近著《风雨同舟——接送民主群英秘密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记》

在一口气读完革命前辈杨奇同志近著《风雨同舟一接送民主群英秘密离港北上参加政协始末记》(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2004年7月版)后,我首先想到是方方同志亲笔撰写的回忆录《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前身奋斗史》和郭沫若同志为该回忆录所写的序言。方方回忆录发表的时间是1948年7月至10月正当杨著记载的"风雨同舟"故事发生之时,而连载该回忆录的香港《正报》周刊的创办人就是杨奇。郭沫若(当时正在香港等待杨奇等即地下党同仁护送北上)的序言有这样的一段话:"中国近三十年来是旋乾转坤的大时代,无数伟大的历史事件比太平洋的波澜     

前言

一九一九年七月,我出生在上海附近的宝山城。父亲是邮差,母亲是纺织工人。由于战争破坏和经济萧条,他们都先后失业了我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做学徒,半工半读。受到爱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一·二九”学生运动开始,我参加了上海救国会系统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战爆发后,与职救会的盛同、沈西蒙、李珉等同志组织上海战时服务团,带领一批进步青年,于一九三八年五月离开上海,经浙江温州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的革命行列。有一年时间在军部的云岭、章家渡、水南渡、中村和三支队活动地区繁昌、铜陵前线做民运工作。     

亲见毛主席投票

正1956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务工作很多,从各单位借调了不少同志参加会务工作。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工作,部里有一些同志被借调去,我也去了。记得我们宣传处(局级)的副处长张军和14级的大干事林路被调去参加写简报,去了会场;我参加会议文件、材料的校对工作。和     

特殊功勋——潘汉年的香港地下工作

1937年12月25日,潘汉年前往香港领导当地地下党开展工作,为我军民抗战提供情报、物质等多方面的支援.1941年底,日军攻陷香港前夕,他回到上海.抗战胜利后,他再赴香港,继续在香港从事统战、情报工作.1 在错综复杂的地下斗争中,潘汉年充分显示了他杰出的情报工作才能.与他共过事的同志都记忆深刻:他总是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场所.西装革履,他可以坐在高级咖啡馆雅座与国民党政要权贵频频举杯,谈笑风生,与香港各界名流、豪绅巨贾进行聚会;衣着朴素,他可以打扮成普通市民、黄包车夫、搬运工、小贩,出没于人群之中,毫不惹人眼目;镇定自若,他又能够参加记者招待会,甚至能旁若无人地驱车直入国民党     

李富春:横刀立马撑危局

李富春在广东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自1925年7月从苏联回国后，到大革命失败这两年时间里，他在广东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整治湘军，组织政治讲习班，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他在上海坚持秘密工作，并于1929年10月到达香港，重新参与厂。东省委工作，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省委书记，1931年5月调离广东赴中央苏区工作。     

情趣郭沫若

1958年10月,我国派出了一个由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组成的代表团访朝,参加当年在朝鲜举行的中朝友好月活动,同时代表中国人民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代表团由郭沫若同志担任团长,甘泗其同志为副团长。由于这个代表团要参加的群众活动较多,很多场合团长都要讲话,需要专门配备撰写讲演稿的人员,于是我和毛烽同志便以秘书的名义奉命参加代表团,担任专门为郭老起草讲演稿的工作。在与郭老朝夕相处一个多月的日子里,我不仅感受到了一代文豪的文思才情、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家风采,同时也近距离地看到了平常生活中一个充满情趣、诙谐幽默、乐观…     

魔窟二年

以灰色身份作掩护我在1943年与党在上海的情报部门的同志有了接触。在党的政治影响下，怀着青年时代的革命热情，于1944年参加了党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直属情报部门工作，这个工作的领导人是吴成方，直接和我联系的是陈来生。那时我才21岁。根据组织的安排，我的公开身份是个“国民党的三青分子”。我的掩护职业、社会身份是小学教员。我不参加任何进步的群众运动，并不议论国家大事，日子久了，学校里的同事，就称呼我为“三小姐”，是个落后的人。但在暗里我每天收译新华社电文，还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1947年夏，组织上派遣我打入国民党上…     

忆东北新华广播电台——一个老播音员的历闻

重要的人生抉择 1946年10月,我和爱人周薇一起,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参加了东北新华广播电台工作,不单是谋求职业,同时也是政治上的抉择。台长赵乃禾同志接待了我们,他说:“你来之前,军大文工团团长曾参同志已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你们的情况,欢迎你们参加党的广播事业。”乃禾同志随即找来一份“合江日报”,让我读给他听,我要求准备一下。他说:“不用准备,就这样念吧。”看来这位台长不只是听听声音,而且要考验一下我的文化程度。大约进行了10分钟的试读,听     

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应视为有效

编辑同志: 春节前,我们支部党员大会在研究一位同志是否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时发生了严重分歧.去年10月,这位新毕业的大学生被我单位派到上海一家公司学习.     

回忆陈云主持召开的煤炭、钢铁座谈会

1961年10月,作为红旗杂志社的编辑,我和另一位同志参加了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的煤炭和钢铁两个座谈会,任务是学习。下面,我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对这两个座谈会的情况做一回顾。煤炭座谈会煤炭座谈会于1961年10月14日到11月3日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     

怀念方毅

(一) 我是1935年下半年在苏州盘门外军人监狱认识方毅同志的。那已是60年前的事了。 我1932年5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是中国公学的学生,后来又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就在     

声音

正当时我们很多香港留学生到中国大使馆去敲门,说我们在英国念书,有念航天工程的,有念物理的,我是念测量的,有没有机会回国参加工作?"——新近出版的《破冰:上海土地批租试点亲历者说》一书,披露了一段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当年在英国留学时的往事     

香港经济考察记

1988年10月,我参加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国务院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举办的第二期沿海地区领导干部培训班。前20天在深圳学习,后10天在香港考察。参观考察了香港的联合交易所、职业训练局、大埔工业区、屯门屋区、沙田赛马场、启德机场、超级市场等地。由于这期培训班,以如何利用和借鉴香港促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为主题,我们听到和看到的主要是香港的经济情况,因此,只能就香港的经济情况作个概要的介绍。     

忆蔡威

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党中央特科无线电培训班,我第一次见到蔡威。当时,无线电培训班的地点设在东西华德路。与蔡威一起学习的还有杨兰世(到延安后去世),朱邦英二人。一九三一年初,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上调我到上海,参加特科无线电培训班工作,九月初与蔡威等同志接上了头,认识了他们。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的一天,组织上找我和蔡威谈话,决定派我们两人到鄂豫皖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