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跨境群体的多语政策研究

对于跨境群体而言,迁出国与迁入国的政策影响十分深刻。跨境行为发生前,迁出国的政策影响大于迁入国;跨境行为发生后,迁入国的政策影响大于迁出国。迁入国良好的政策拉力,有助于跨境群体跨境行为的实现。迁入国政策拉力越大,跨境群体跨境迁入行为动力越强。迁入国以跨境群体迁入行为能为本国创造国家红利为基本前提。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持续加剧,日本迫于人口压力,不断促使跨境群体迁入政策宽松化。跨境群体的迁入,为日本带来国家红利的同时,也造成潜在的社会问题危机。日本政府通过多语政策,缓解跨境群体的负面冲击,稳定整合、层级递进,减少跨境群体与本国群体间的相互排斥。     

浅析日美企业文化的趋同性

日本和美国分别代表了当今世界东西方两大企业文化流派 ,由于两国在经济领域中所取得的瞩目成就 ,对其企业文化的探讨也倍受人们关注。 70年代后期 ,原本有着重大差异的日美企业文化出现了新的趋势 ,两种企业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补充 ,逐渐走向融合。企业文化以科学的扬弃和取长补短为特点。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互补美国社会主流文化中 ,价值取向为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价值取向的核心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幸福。在企业管理上表现为注重个人成就和个性至上 ,即依靠自己去奋斗、拼搏。人人都有自由竞争、自由创造、发财致富的权利。在…     

美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的国际政治分析

全球卫生安全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升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一项议程始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末;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全球卫生的国家安全意义和应对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政策框架;奥巴马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卫生安全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美国把全球卫生安全融入对外政策议程的主要原因是:应对新型和复发传染病跨国流行和生物恐怖活动对美国国内和海外驻军构成的日趋增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卫生威胁;通过实施全球卫生外交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减少传染病的跨国传播,维护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以及对美国战略上重要的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通过持续、深入的全球卫生介入,宣传美国的人道价值观、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卫生介入是其全球卫生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的分析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将是2010年在北京进行的、两国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要关注点之一。通过分析比较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可能给中国带来的收益与冲击,本文认为,如果在美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4)基础上达成该协定,不仅难以达到促进中美间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增长的目的,而且会使中国在外资准入限制与资金跨境流动管理方面面临巨大的风险。     

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定位、取向及影响

冷战结束后 ,“加 (欧 )盟入 (北 )约”是中东欧国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从政治、经济、历史与地缘安全利益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中东欧国家将采取“亲美不脱欧”的外交选择。同时 ,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在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短期内这些国家将使正在形成的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受到大西洋主义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 ,中东欧国家将因与欧盟的利益融合而加快“欧洲化”的发展趋势。     

东北亚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的难点与问题

近年来东北亚地区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迅猛增长和人口跨国流动与迁移的严重滞后形成强烈反差.日韩企业的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的文化理念及其制度化,对自由劳动构成限制的同时排斥了对外国劳动力的雇用.两国对变相农奴制的采用推动了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而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攀升和结构性劳动力短缺,则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海外加以调整,由役使外国劳工的变相农奴制加以补充.东北亚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最终形成,还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促进尤其是市场力量和全球化趋势的大力推动.     

佐科政权与印尼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处理美国自由港公司问题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进一步加强,而政党政治则堪称两者之间的"枢轴"。双层博弈理论认为,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而对外政策也会影响一国政党间的互动与博弈。印尼和美国之间的自由港公司问题是印尼多年来面临的一个棘手而重大的对外政策议题,佐科及其政党联盟则借重自由港公司问题,利用政党政治的运作和影响,将"朝小野大"扭转成"朝大野小",最终顺利实现连任。在第二个任期内,如何维护政府权力以落实重大改革措施,又不至于让权力过于集中,威胁印尼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是佐科及其执政联盟必须高度重视并谨慎处理的难题。     

浅析认知变量对欧洲安全观变化的影响

欧洲战略文化从冷战时期的防御型模式向冷战后的干预型模式转变,其中,认知变量对战略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安全观的变化起着重要的作用。认知变量主要包括四大变量,即内生变量、外生变量,传导变量和干扰变量。由于认知变量发生变化,导致欧洲国家在冷战后不再把苏联作为主要威胁来源,而把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人道主义灾难作为主要威胁来源,确定了新的威胁来源和安全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安全战略方面的基本认知规范,从而导致欧洲战略文化模式的变迁。本文主要从战略文化的理论角度出发,围绕安全观及其认知变量的概念,简要阐述认知变量如何影响安全观,从而更好地理解欧洲安全观改变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对欧洲战略文化的影响。     

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中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

供应链安全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战略性议题。究其缘由，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及其暴露的美国供应链风险是诱因，以供应链为纽带的中美产业技术竞争催生的霸权焦虑是根源。因此，拜登政府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是中美竞争背景下霸权护持的新探索。文章从供应链安全与美国对外政策内外逻辑互动的既有研究出发，构建了一个统合内政—外交双重逻辑的分析折中主义框架，对该战略进行探讨。概言之，其生成以内外互通为逻辑，在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与科技优势、助推中产阶级利益导向的国内改革和重建新政联盟以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经济与政治基础的同时，以重塑全球供应链体系和拓展盟伴关系强化对华长期竞争的外交与战略基础。其布局以内外互补为逻辑，将产业技术政策与供应链安全联盟战略紧密配合以分别推动供应链回流和友岸外包。其特点、影响与局限内外互联，表现为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外交上的伪多边主义及战略上的供应链安全化—意识形态化，在冲击全球供应链体系、加剧逆全球化与深化中美竞争的同时面临美国国内经济压力与政治极化、外交上联盟内部张力及战略上产业技术分工市场规律的结构性制约，因而该战略能否成为美国对华竞争新抓手需密切关注。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中美关系

中国是亚太地区大国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因此美国总是将中国放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全局、国际战略格局全局和亚太地区战略态势全局来观察和分析,并据此制定对华政策和确定美中关系走向。中美之间的互动也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冷战时期,美国制定对苏遏制的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根据中苏关系状态来确定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冷战后,美国根据建立“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反恐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华交替采用“接触”与“制约”政策。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全球反恐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越来越多。在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威胁”到其全球主导地位后,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从“大国战略竞争”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存在三大内在矛盾,中美关系正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大国竞争、精英联盟与制度变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制度演进逻辑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成为吸收国际资本最多的国家之一.在不同的大国竞争背景下,围绕着外来资本对国家经济和安全造成的影响,美国的国家精英之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分歧,并推动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及其外资监管制度的创立、强化与升级.文章通过区分美国面临的大国竞争类型和国家精英在投资政策上的偏好,构建一种大国竞争影响国内精英联盟的分化与组合,从而导致美国外资监管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通过追踪和比较分析CFIUS的三次制度演进,研究发现,在美苏安全竞争的背景下,与盟国的投资合作可以产生积极的安全外溢效应,国际导向型的经济与安全精英利益互补,维护了开放的投资政策;在美 日经济竞争时代,宽松的监管制度带来的即时安全效应下降,国内导向型的经济精英联合安全精英,强化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在中美经济与安全竞争双重交织的压力下,中国企业的在美投资交易产生了消极的安全外溢效应,美国国内精英联盟形成合力,进一步升级了美国的外资监管制度.CFIUS的制度演进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虽然号称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但事实上仍在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来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断通过国家构建来应对外部竞争压力.     

“解构行政国”:特朗普保守主义国内政策的目标

"解构行政国"是特朗普政府的三大政策目标之一。特朗普政府试图废除或削减近十年来联邦政府的规制及其制定和实施它们的机构,废除或修改一切阻碍美国经济增长和"侵犯美国主权"的贸易协定。为此,特朗普政府借助联邦政府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针对独立规制机构的国家控制机制,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特朗普就任以来实施的一系列国内政策基本上都是围绕"解构行政国"进行的,"解构行政国"是理解特朗普政府的经济、环境和贸易政策的关键。特朗普政府"解构行政国"的议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面临巨大的挑战。     

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历程、动力与特征

自1947年《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历届美国政府都对国家安全体制进行了力度不一的改革。经过60多年的改革,美国已形成了一套以白宫为中心,府会调研组织和智库提供政策咨询,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土安全委员会、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等机制或机构辅助总统协调和决策,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等职能部门负责执行,国会、政府问责局、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实施监督的国家安全体制。客观环境的变化、新安全观的形成、总统的个性和行政部门的倡议、国会的推动、智库的研究、公众舆论的压力,等等,是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的驱动力。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呈现出既制度化又不失灵活性、国家安全委员会地位的周期性升降、采取增量改革路径及整合性越来越强等特征。面对愈益复杂的安全挑战,美国仍将致力于打造更具整合性、更高效灵活的国家安全体制。     

中美南海战略博弈的焦点、根源及发展趋势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南海主要围绕着岛礁建设、航行自由、争端解决方式三个方面进行着激烈的战略博弈。其内在根源,主要是两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不同、海洋政策主张存在分歧以及两国对南海地区主导权(或曰影响力)的争夺。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利用南海问题围堵打压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长期存在;同时,中美两国因互有所求、相互借重不断加深,也不会因南海问题彻底摊牌,中美南海战略博弈将保持总体可控、斗而不破的总基调。但由于美国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持续加大军事力量的投放力度,两国军事力量正面交锋不断增多,不能排除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相对长消,美强我弱、彼攻我守的态势将逐步发生逆转,我将稳步提升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影响力。     

印度与新加坡防务安全合作的进展及影响

新加坡是印度在东南亚全方位和最成熟的安全合作伙伴，也是印度最亲密的安全伙伴之一。自提出“东向政策”以来，印度与新加坡的防务安全合作不断深化，主要表现为海军演习的地理范围和内容逐渐扩大，并从海军合作扩展到陆军、空军合作，防务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国防工业合作潜力较大。地缘因素、政治互信、战略对接和安全威胁是两国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驱动力。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印新防务安全合作将不断加强和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则是两国防务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和支柱。同时，印新战略视野的差异、有关印太地区安全秩序构想的分歧以及新加坡的防务外交传统决定了两国防务安全合作的限度。印新防务安全合作的强化对中国周边海洋战略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对21世纪初中国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的战略思考

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也是对中国安全构成实际威胁的最大国家.在亚太地区加紧构筑围堵中国的"全月形战略包围圈"是美国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任务.无论美国全球战略怎样调整,对华交往方式怎样变化,只要美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不变,其对华政策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的基本战略也不会改变.     

特朗普政府生物防御战略评析

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五不”政策:美国南海政策解读

针对纷争不断的南海主权争端,美国多年来形成了对主权争议不选边站队、反对妨碍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三不"政策。但是近年来,随着菲律宾和越南等国不断在南海寻衅滋事,南海紧张局势持续升温。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惧,美国开始积极地介入和干预南海事务,在旧有的"三不"政策基础上,对其南海政策做出两项直接针对中国的调整,即反对以历史依据提出主权声索和反对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协商解决南海争端,从而形成了美国针对南海的"五不"政策框架。在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背景下,美国日益偏离其对南海主权争议的"中立"立场,在偏袒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挑衅行为的同时,公然挑战中国多年来坚持的南海政策立场,导致南海主权争端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论中美关系平稳发展的基础与特征

九一一事件破灭了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企图 ,重筑了中美两国最重要的安全合作基础 ,中美关系由此进入建设性合作时期。中美关系是一种非对称、非敌友、受制于第三种共同威胁、合作与矛盾并存、更具全球性的合作关系。美国反恐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中美合作基础的稳定性 ;恐怖势力并不是中美两国特定的互为主要威胁的特性决定了两国合作基础的脆弱性。中美矛盾并非不可缓解 ,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 ,关键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判断以及据此制定的对华战略。     

从永久中立到依附美国——简析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构想

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府从非武装化的现状出发,积极需求维护国家安全之路。概而言之,其国家安全构想经历了一个从永久中立国到依靠联合国,再到依附美国的演变过程。日本政府决策层最终选择依附美国,是在美苏对立的国际环境下,在被美国占领这一最大现实中,以"追随强者"的结盟心态做出的重大战略决择。在依附美国构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目前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安倍内阁的国家安全政策走向特别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