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批谕旨》所见雍正帝用人之道的主要特色

雍正帝秉持“首重用人”的治国理念，认为治理天下“得人为要”，他坚信“治人重于治法”。为求用人得当而饱尝苦乐，认为治理天下察吏为本。因为贤才缺乏，其用人讲求整体布局，统筹配置；他珍爱人才，任用人才不拘一格；其用人还讲求人地相宜、人事相宜、人际和谐。雍正以一人之力监控臣僚难以奏效，是其用人之道的根本缺陷。     

“警察”一词来源探究

中日两国，“警察”一词，不仅文字完全相同，而且词义也没有差别。《说文解字》中对“警”字的注释是“戒也，从言从敬，敬亦声”，意为戒之以言，谓之警，即是有言在先，不得违戒。“察”的注释是“覆也，从一祭”，意为祭天求示，得神意而明白，反复详审谓之察。察之为明。有些中日语言学者认为，“警察”一词来自日语，如中日关系史、中国近代语言文学和日本语言学专家、日本文学博士实藤惠秀在其著作《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日本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3年8月第一版)第七章《现代汉语与日…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理性思考

当今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其重要特征就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而加强人文教育又是其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是其重要内容。“人文”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周易》:“刚柔相济,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欧洲,与人文精神相关联的“人文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的“人文学科”。作为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高峰,并与文艺复兴相伴的人文主义思潮,发端于意大利,以后传遍欧洲各国。人文主义高唱人的赞歌,赞美人的力量,着眼于做人的思考,体现为对人的终极关怀。古语云:“民为国之本,国以民而存。”“…     

注重选拔任用实干和实绩突出的干部

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枢纽,任用干部是组织建设的关键。但在一些单位和部门,选拔任用干部却重在看背景,优先用有来头的人,大批实干型的干部往往处于下游地位,并成     

深化“走转改” 提升新闻传播实效

深化“走转改”,是新闻工作者践行群众路线、提高工作水平的重要途径。近段时间,苏州市新闻战线把推进“三察一转”活动作为新闻战线深化“走转改”的有效途径和特色实践,通过活动切切实实地解决问题、转变作风,增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新闻战线推进“三察一转”活动,重点围绕深入“察舆情、察民情、察己情”,     

“侦查”概念质疑

当前我国对侦查概念的界定不够科学。通过对“侦”、“查”、“察”及其相关字词的字义考证可知，“侦察”一直作为军事术语和政治斗争的术语使用，而“侦查”纯粹是新生的法律术语。文章经讨论认为，我国所有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及司法实践中，一律应使用“侦查”，而“侦察”只作为军事术语使用。通过对中外侦查概念的法理解释与学理解释的论析，文章认为在罪刑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主义的基本精神下．侦查的概念应界定为：侦查是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为了揭露和证实犯罪嫌疑和刑事责任的有无，收集证据、查缉犯罪嫌疑人，依照法定程序而采用特定侦查手段等活动的总称。     

论中国传统“和”文化对企业人本管理的启示

一　天人合一 :坚持终极关怀的人本思想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 ,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背景中 ,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 ,对风调雨顺的期盼 ,使得先民们对四时交替、气候变换格外敏感 ,逐渐形成了与环境和宇宙间的自然生命相互依存的文化心态 ,即“天人合一”的心态。“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1] 中华民族的先民通过观天文而获得人文的启发。敬畏自然 ,尊重客观规律 ,追求整体和谐是中华传统“和”文化的核心。如果说非对象性、整体性、主客融合性 (即“物我两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那么对象化、分析性、主客二分…     

谈新时期女警人文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 人文 ”一词 最 早出 自“观 乎天 文 以察 时 变 ,观 乎 人文 以 化 成 天 下 ”,也 就 是 说 用“ 人 文 ”来 教 化 天 下 ,促 成人 治 。 今 天的“人 文 ”一 词 ,从 词 义 上看 ,指 人 类 社 会 的各 种 文化 现象 。[1] 而 人文 素质 作 为一 种内 化 于人 心灵 深处     

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知书”的中国人真的“达理”吗?——基于SCSCSM资料的实证分析

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人究竟是“知书”而“达理”,还是“知书”却“无理”?本文将“知书”与“达理”的关系转化为文化程度与道德素质之间的关系,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从道德影响因素的角度,尝试探讨我国公民文化水平的高低与其道德素质高低之间的微妙关系,以期对经济社会转型期“知书”的中国人是否“达理”作出令人信服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文化程度的高低(“知书”)并非是影响道德水平(“达理”)的重要变量,甚至无关紧要。同时提出的主要对策建议是:道德状况的改善(“达理”)需要诉诸其他更加可行的途径,而不是重点关注公民的文化程度(“知书”)。     

全球视野与本土意识——走向21世纪的中国学研究

如果说在以往人类历史的发展中 ,曾出现民族的纷争、宗教的冲突 ;这些冲突和纷争起源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之间的隔膜和缺乏了解 ,那么 ,随着“千禧之年”的到来 ,新世纪最值得庆贺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 ,这就是人们对于地球上全人类是一个“整体”有了新的认识。各民族都是“地球村”的成员 ,不同的只是我们的肤色、语言、风俗习惯等等 ,而作为人类来说 ,我们将不断走向进步与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心灵的和谐、人与历史的和谐。只有置于这么一个背景中 ,才能发现“中国学研究”的意义 ,也才能谈“中国…     

“巧诈不如拙诚”——“新宫”上任之八

“巧诈不如拙诚”，语见《韩非子·说林上》，意谓智巧而诈伪不如笨拙面诚实。这句话的本意当然不是去提倡什么“拙”，而是说巧诈虽然蒙人一时，占一时的便宜，然而“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不过是察之未熟耳。一旦被人洞察其诈，其人原先给人的一副谆谆相，犹如那舞台上纸做的堂皇的布景，顷刻土崩瓦解，此刻再说“巧诈不如拙诚”，信哉！     

析刑不上“能人”

“能人”是近几年来使用频率极高的词,似乎非“能人”,经济就不能搞活,企业就不能盈利,但这又是一个很少有人下过准确定义的词。的确,“能人”一词极难定义。它所涵概的事物中,真可谓鱼龙混杂,好坏参半。在社会意识中,它既令某些人羡慕不已,又使一些人大不喜欢。“能人”一词既可指能量大、来头大、赢得起输得起的强人,又可指能干能捞,有才缺德,敢于胡来胡闹甚至作奸犯科之类的小人、坏人。     

领导干部识用人才六忌

一忌以言貌取才。列宁说过:“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这就告诉我们,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人才,必须坚持观其言还要察其行的     

洪仁玕法律思想述评

洪仁玕(1822—1864年)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其政治、经济思想,已经研究者们阐发,唯其法律思想则鲜有人论及。现据《资政新篇》和《立法制喧谕》,将其法律思想择要试述并稍加评论如后,以求方家指教。 《资政新篇》是一个纲领性的政治、社会改革方案。该篇分为“用人察失 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第一类旨在察“用人”之是     

快餐文化与国粹

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真聪明的人,不敢骗人;真愚蠢的人,不会骗人。骗人的人,全是自以为聪明的人,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之与人,照样有那么多的是非,那么多的误区,这是人类的劣根性使然。因此,处世为人,思辨行事之中,便要时常提醒自己,多问几个为什么,亦所谓“必察焉。 如今,“快餐文化”,已风行世界。这说明人类对自己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希望追求简单。与此同时也越来越追求生活的品质,并表现得寻幽探微,不厌其烦。这两种相反的行为到底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类的存在是绝对简单不了的现实,只能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办。表现在“快餐文化”上,就有个     

送礼“收”下又何妨?

礼,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很难回避的,在廉政建设中经常看到以拒礼为荣的“先进事迹”。拒礼拒贿,固然行为可敬,但却给人留下一个疑问:给你单位送礼行贿考为什么那么多?个中原因何在? 礼,是需要分析的,同样是礼,但送的人不同,送的对象不同,送的目的不同,因此,性质也就不同。亲朋好友之间的礼,是感情交流的一种形式,无可厚非,那是人家个人的事。向为“官”者送礼,则大有讲究,不可不察。俗话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送礼者是为“求”而来的,因此,如何看待礼,重在如何对待“求”,有人主张,对送来之礼,一律“收”下,而后,妥善处置其“求”!     

“一阴一阳之谓道”与“富不过三代”

有人说“哲学是万学之母”、“哲学使人智慧”、“哲学给人提供特殊的视角”，这让很多人觉得哲学高深莫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很远。实际上，生活处处有哲学，中国古代的智者上观天文、下察地理，就已经从中得出不少的哲学感悟，并用它们来指导生活。     

“深入”与“身入”

近来,各地新闻媒体经常报道各级干部到社区、进村组、下车间、走田头,与群众促膝谈心、嘘寒问暖的消息。领导干部走出机关、走出官场,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当然是件好事。然而认真地鉴别一下就会发现,有的人确实是“深入”了,而有的人仅仅是“身入”而已。深入者必须身入,而身入者未必深入,“深入”与“身入”形似而实非,貌合而神离,不可不察。深入者,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们不哗众取宠,不虚张声势,不搞形式主义,不开空头支票;坚持用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自己的工作…     

备课卡片

科目公民孔子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孔子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在社会上站得住,同时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要使他人事事行得通。他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提出了以下方法:(1)推己及人,由人及己。即主张将心比心,与别人的感情取得和谐一致。(2)“躬自厚而薄责人”。即注重自我一方在人际关系好坏中的作用。他说:“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即批评自己的坏处,不要批评别人的坏处,就可以消除无形的怨恨。(3)“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即认为个人的情感、思想都不宜不看对象滥加发泄,而是要察言观色,并有退让精神。(4)“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感也”。即对他人不能爱之过甚或恶之过甚,要选择适中,否则就是迷惑。孔子的上述处理人际关     

牟宗三与殷海光的“自由”思想辨异

本文从殷海光与牟宗三关于“自由”的争论入手,分析了两人不同的学术理路与知识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两种迥异其趣的“自由”理念:殷海光接受的是英美经验主义哲学,从逻辑实证主义可证实原则出发,主张将自由限制在公共域,认为政治自由是指一个人不受别人的阻扰而径自行动的范围。而牟宗三的“儒学自由主义”则结合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与儒家心性之学,将自由理解为道德上的“圆善”。本文以为,殷海光与牟宗三自由理念的歧异不仅契合了柏林所谓“内在的”与“外在的”两种自由概念,而且承继了两种不同的近代思潮——科学与玄学之间的观念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