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和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预测分析

展望2030年,东北亚将延续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美国“单极弱化”态势、并向“两个世界大国(中美)和三个地区大国(俄日韩)并存”的权力结构演变。中美战略竞争是这一权力结构的核心特征,乌克兰危机对东北亚权力结构演变的影响有限且总体可控。在向“两个世界大国和三个地区大国并存”权力结构演变的背景下,处于权力结构第二层级的俄日韩在东北亚采取地区大国外交和谋求地区性利益;整体国力较弱的朝鲜与蒙古处于第三层级,它们在东北亚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生存和安全。中国的东北亚战略选择预期将包括:努力避免出现“新冷战”并实现中美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平衡、与俄罗斯保持友好而密切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包括所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地区安全机制和推动构建东北亚集体身份认同。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2021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及中俄安全合作

2021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了当前俄罗斯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国家安全的未来规划。《2021年安全战略》与之前的2009年版、2015年版相比有较大改变,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国内外新形势与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的准确把握。该安全战略呈现出涵盖面广、“综合性”强、“战略内倾”突出、“去西方化”明显等特征。自俄罗斯独立后,中俄两国就开始了安全合作,双方在政治、军事与国防、经济和能源、文化信息与科技以及地区反恐和全球战略稳定等领域的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合作呈现出安全理念和安全战略理论上共通性强、在国家和地区及全球安全领域实践中配合默契、双方安全合作方式与途径差异明显、地区安全战略和全球安全理念存在国家利益差别等特征。今后双方将在理论创新、实践深化、区域与全球层面加强配合、推动全球安全秩序更合理及推动构建安全命运共同体方面继续深化合作。     

印度—澳大利亚—印尼的印度洋安全合作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印度洋开始成为世界大国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印度、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域内海洋大国,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尤为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海域内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其中非法捕鱼、毒品贩卖、人口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沿岸国家损失严重;海域内大国军事化竞争态势严峻,地区安全局势日益紧张。在此背景下,三国基于“东向行动”政策、印太战略观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积极探索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可能。目前,基于合作安全的理念,三国印度洋安全合作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在双边层面,合作基础扎实,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健全,构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三边层面,合作机制由二轨外交向一轨外交转变,共识不断增多,形式逐渐完善;在多边层面,三国正在以东盟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中,探索更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会,但模式较为单一。未来,由于印度和印尼之间海洋安全合作的紧迫度不高,驱动力不足,造成了三边合作的短板效应,且三国对于印度洋未来的秩序构想不同,关注的次区域也有所差异,因此,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等级不会有质的提升,但形式仍有望拓展。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有必要对此保持密切...     

“印太经济框架”:日韩的认知与回应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积极推进“印太战略”布局,为补强经济短板,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这可以被视为美国拼凑的制华框架,具有鲜明的排他性与对抗性色彩。日本与韩国既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又是美国的亚太盟国,两国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回应值得关注。总体来看,日韩皆参与了“印太经济框架”的创设并有积极的认知与回应。相较而言,日本在全力支持“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显示了更多担忧,而韩国则在积极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寻求保持独立性。日韩加入“印太经济框架”将导致亚太区域竞争加剧、地区国家选边压力增大、中美竞争加剧等众多负面影响。中国应警惕“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风险,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中日韩地区合作,促进地区共同发展。     

朝鲜半岛南北两国当前经贸合作的新态势

“9·11”事件发生后 ,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安全因素更加受到重视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随之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10 +3”、“10 +1”与“中日韩三方推进合作”框架的循序启动和渐进运作 ,推动东亚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步伐日益加快 ,朝鲜半岛南北两国经济合作关系发展的新态势更加受到世人瞩目 ,有必要从有利条件、发展前景等方面对这一重大问题加以考察和论证。一、历史性转折 :朝韩两国首脑第一次会晤 ,成为朝鲜半岛南北两国经济合作的驱动轮。世人不会忘记 ,在 2 0 0 0年 6月 ,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和金…     

近年来越南国防政策的调整及其原因分析

受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区域内安全依赖减少、东南亚安全格局复杂化、中美竞争博弈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近年来越南国防政策进行了如下调整：积极修订《国防法》,提出“海上全民国防阵势”新概念,完善青少年国防安全、边疆教育基础教材,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国防预算优先投资边境地区与海岛,在“全面”与“全民”国防中实现军事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协同发展;同步加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与合作,将非传统安全问题视为安全合作首选,大力监管和抵御网络安全问题,提高非传统安全防御能力;针对南海问题,采取软硬兼施、刚柔并济的应对策略,一如既往践行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的整体趋势;积极推行军工合作新模式,借军队现代化、军备科学化发展契机促进军工产业先进化、合理化发展;战略上,将外交与防务紧密结合,建立全方位、多元化防务合作体系。越南国防政策灵活周密的调整,充分体现出小国战略的柔韧性及主动性,有效推动越南国防综合实力的提升,对东盟成员国提高国防安全防御能力、区域治理能力起到促进作用。     

习近平主席访韩与中韩成熟性战略关系发展构想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2014年7月访问韩国,以及中韩建立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种关系发展现在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时机与地区环境中,要确保这种关系成为真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领导人、学界、舆论界需要有一种超越朝鲜半岛的远见与远景,把动力、机遇转化为互利与可持续的合作进程。这种努力包括:在务实认识朝鲜无核化问题面临的困境基础上,寻找协调解决问题的中短期现实目标;积极协调与合理平衡中美韩、中日韩两组三边关系;严峻面对日本右倾化对东北亚地区秩序产生的战略危害,并共同采取应对措施;以战略性、客观性的胆识抓住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的倡议,推动中韩在地区框架内的全方位经济合作。     

再保证与再地区化:“印太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关系CSSCI

2017年以来,美国及其盟友相继推出了“印太战略”,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显著加剧。由于美国拓展了对华竞争的领域、增加了竞争强度,中国面临的军事安全威胁、集团政治压力和产业脱钩风险都有所增加。因此,稳定和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有助于中国缓解“印太战略”的压力。在美国强化战略竞争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安全缓冲地带、经贸桥梁和多边主义旗帜。与此同时,“印太战略”的出台也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美关系由竞合走向对抗的担忧,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希望中美在安全上各自自我约束、支持东盟主导的经济一体化并遵守地区规范。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对待彼此的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出应对“印太战略”的压力,由此所作的政策调整对彼此的合作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即双方在政治和安全互动中不仅需要顾及彼此的关切,加强对对方的再保证,还要通过共同推动建立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来抵御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冲击。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制约因素及模式选择

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潜力巨大,但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发展相对滞后.东北亚地区各国要避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被边缘化,就必须开展地区经济合作.受相关因素制约,这一地区合作将采取有别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的模式.中国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具有战略利益,需要审慎制定参与和推动这一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策略.     

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

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延宕反复、乌克兰危机久拖未决、大国博弈日益激烈,全球供应链面临的风险因素持续叠加,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亦遭暴露。拜登执政后推动重塑供应链韧性和安全的战略,实施路径包括以产业链回迁重振制造业,推动关键产业“在岸外包”;打造一体化的北美供应链,推动关键行业“近岸”生产;加强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推动关键领域“友岸化”,构建“去中国化”的国际“友链”。拜登政府的供应链战略呈现本土化、区域化和阵营化趋势,核心目标是通过重塑全球供应链以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重建美国产业优势以应对国内供应链脆弱性并在战略竞争中“竞赢”中国。重塑全球供应链是长期过程,拜登政府将面临利益博弈、依存冲突和内部分化的牵制。供应链重塑战略与经济全球化背道而驰,不仅将加剧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还将促使全球经济碎片化、集团化和安全化,推升“印太地区”竞争性对抗,导致地缘政治风险快速上升。对此,中国应多方施策以管控风险。     

建立中韩自由贸易,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中呈现了多种机制和路径并存的局面, 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缺乏可以主导地区经济合作的力量和机制, 这就为该地区次等力量、次等双边合作关系充分发挥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创造了条件并提供了广阔空间, 也凸显了它们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的作用。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必将激起区域内各种双边关系的调整, 推动中韩日三边合作、东盟与东北亚三国的进一步联合, 从而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当前, 中韩政治关系良好, 经贸相互依赖关系加强, 在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上有共同利益, 建立中韩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条件基本成熟。研究…     

东北亚经济合作新态势与中国经济国际化

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逐步从务虚走向务实.抓住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新态势及向纵深发展的有利时机,切实发挥该地区的地缘战略和经济互补优势,是中国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关键,也是东北亚区域经济繁荣、共同发展的双赢选择.     

美国塑造印太秩序的小多边主义路径

近年来，印太地区的小多边合作蔚为壮观，其中美式小多边合作占据较大比例。尽管探讨小多边主义的文献日益丰富，但大多囿于小多边主义的固有共性，对其差异性研究较为薄弱。事实上，小多边主义在理论阐释上仍存在模糊性，它可以兼具区域性与跨区域性、排外性与融合性、针对性与综合性等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特征。在实践中，不同国家主导的小多边合作更是各具特色，风格迥异。作为全球性霸权国，美国构建的小多边合作受自身护持霸权和塑造印太秩序的战略目的牵引而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性、针对性、融合性及安全偏好四个特征，并在美国塑造印太地区秩序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在全球层面充当“北约印太化”与“印太北约化”的“连接器”;二是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有力工具；三是承接美国盟伴体系的融合与发展；四是推动美国安全合作从传统军事领域向经济、社会、价值观等领域拓展。其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小多边主义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上述特征。     

现代化视域下马来西亚“东向政策”的拓展深化及影响

“东向政策”是马来西亚1982年开始实施的对外政策，其主旨是同日韩扩大经济贸易关系，争取两国投资并学习其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职业精神，服务于马来西亚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东向政策”有助于马来西亚突破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面临的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以及管理方式陈旧等难题。历经40余年，“东向政策”在目标、内容、手段与对象上得以拓展和深化。为了平衡主要国家在马来西亚的战略博弈，“东向政策”的战略意图从最初“以亲近日韩来弥补与西方国家的疏远关系”转向“加强与中国的交往来平衡主要国家对马来西亚发展的影响”。同时，将政策对象拓展至中国以使马来西亚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推动其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尽管学界对“东向政策”的实施效果提出了质疑，但总体来看，该政策有力推动了马来西亚从传统农业国转向新兴工业国，加快了其工业现代化进程。     

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

东北亚在俄罗斯当前能源政策和未来能源战略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今后,俄罗斯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国、韩国和日本的油气出口,推动东北亚地区内国家层次和企业层次的多边合作,最终极大地促进俄罗斯与中、日、韩三国形成长期、良好的能源合作关系。     

冷战后日韩关系的演变:从“伙伴”到“邻国”

总体上,冷战结束以来,日韩关系经历了从“友好”与“合作”到“对立”与“冲突”的演变,政治上由“紧密”到“疏远”,经济上由“合作”到“制裁”,文化上由“吸引”到“排斥”,两国对对方国家的定位也从“伙伴”转变为“邻国”。日韩关系的转变受历史因素、经济因素、相关国家因素以及领导人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因素是影响日韩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涉及独岛(竹岛)领土争端问题、“慰安妇”问题以及二战劳工判决问题等。经济因素是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2019年7月以来的日韩贸易争端以及近年来两国在出口贸易领域的竞争激化。美国、中国及朝鲜等相关国家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此外,两国领导人对对方国家的认知等也是影响日韩关系的重要因素。日韩关系的恶化对日韩两国以及美国、中国和朝鲜等相关国家以及东北亚区域合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21世纪的中国与俄罗斯:地区挑战与机遇—“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俄中分组讨论提纲

关于亚太地区当前格局问题,中俄双方学者均认为美国与欧洲先后陷入危机,未来5至8年将呈现收缩态势,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全面衰落。俄方学者认为,在欧美因为经济危机陷入衰退的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体却保持了蒸蒸日上的增长势头,国际经济中心已经向亚太地区转移,国际政治中心也将会向亚太地区转移。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而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大国同时崛起,参与全球治理进程,国际权力出现扁平化,竞争的中心向亚太地区加速转移。在亚洲高速发展的现实情况下,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已不适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俄方认为,2011年,美国重返亚洲,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加强在本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大有围堵中国之势。俄罗斯融入亚太需要和平的地区形势,建议在中、俄、美之间建立三边安全机制,为本地区中小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中方认为,在新的地区形势下,应当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秩序,欢迎并愿意协助俄罗斯在亚洲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是新的地区秩序应当是开放性的、包容性的,与亚洲国家多样性相适应的。在积极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推进政治、安全议程。俄方学者认为,欧洲深陷金融危机,短期内不能解决,俄罗斯经济发展重心将向亚太地区转移,着力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欢迎美国、欧洲、中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参与。中方认为,远东西伯利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并且与中国经济互补性较高,在两国政府的主导下,已经进行了一些合作。随着俄罗斯"东进"战略的逐步明确,双方可以在项目开发、投资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双方比较优势,深入合作。在中亚地区,美国撤出后的阿富汗将成为本地区新的安全威胁,加上原有的三股势力,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令人担忧。俄方认为,应当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合作的优势,密切关注阿富汗形势,加强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方学者认为,应当发挥上合组织在安全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解决中亚问题的根本,还在于通过经济合作使中亚国家走出贫困,从而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应当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进程,与欧亚联盟等本地区其他组织加强沟通与合作。     

东亚经济合作与区域稳定:中国的视角

当前东亚经济合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有两个明显态势对于地区稳定和发展会带来长远影响,一是美国携TPP重返亚洲,试图主导东亚事务；二是东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越来越深,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中国的疑虑也越来越深.对中国而言,这两大态势涉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和与周边国家关系,使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更加敏感和复杂,在战略上亦对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总体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东亚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竞争问题以及区域内部由于利益分歧和战略信任缺失而可能导致的外溢效应给东亚地区的区域稳定带来不确定消极因素.中国必须重新思考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选择.中国在东亚合作事务上的战略选择应当注意,引导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协调”；在深化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的同时,注重建立与东亚主要国家的战略对话,提升战略互信.     

国家战略视野中的亚太区域旅游合作

亚太地区是中国国家战略利益的核心区域.对于中国参与亚太旅游合作,应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加以审视,应以经济互利互惠的"富邻"战略、对话与文化沟通的"睦邻"战略、国土安全与和平的"安邻"战略为目标,全面开放与周边接壤国家的边境旅游,并通过经济文化联系发挥中国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国家品牌".本文主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对中国的亚太旅游合作环境及战略架构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