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泄愤事件反思

贵州瓮安事件与近几年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大竹事件,在起因、过程、后果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可统称为"社会泄愤事件"。瓮安事件的性质据报道,6月28日下午,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     

泄愤事件的后续效应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社会泄愤事件会持续高发。而每一例事件的后期处理,均会鼓励类似事件不断发生。2009年6月17日至21日,湖北石首市因一男子意外死亡引发了部分民众与     

有一种“抽象愤怒”

近年来,尽管国家大局保持稳定,但仍可以说暗流涌动,时局"殊不平静"。我—直关注的社会泄愤事件和网络事件也都呈现出新的特点。石首事件中,不相识的民众因为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的厨师死亡事件,愤怒地走上街头,用砖石袭击武警;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等吸引了全国的眼球,以网民为代表的民众群情激愤,民意难平。     

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其中农民群体性事件占相当大的比重。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引起了学术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热"。不少政治学、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也都在这一领域选题。《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是宋维强的博士论文。     

参与的困境:2012年的社会冲突

不仅国家对社会的管控习惯已经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人们的权利意识以及市场体制,而且,也已经不适应存在着很多失意者、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的社会格局了。201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社会冲突事件,相对于往年,在特点上有一些变化。总体来说,群体冲突事件在数量上有所减少,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2012年是中国政治权力换届移交变动较为重要的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管控力度,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     

援交事件专题

【编者按】对中国大陆而言,援助交际可能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语,也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援助交际问题发端于日本,现已蔓延至韩国、中国香港、台湾及东亚地区。而2011年底发生在上海的中学生援交事件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期主题研讨就是对上海中学生援交事件的学理思考。第一篇文章将援交事件置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他者"概念来解析援交女生在公众视野     

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应对

由于污染产业近年来向农村地区逐渐转移,我国发达省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成为社会热点,并呈现频繁性、区域性、多元性、阶段性、组织性和反应性等特点。事件频发的原因主要在于地方政府环保履职失灵、民众缺乏合法维权途径以及政府冲突处理机制不完善。为有效预防与应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必须加强政府环保履职激励约束、疏通民众合法环保维权途径、健全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度。     

正确认识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几个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转变。其间社会矛盾凸现,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于多发、高发态势,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直接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直接关系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也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理论界亟待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涵义、特征、性质、类型、危害等基本问题,对于我们处理群体性事件、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意义重大。     

高学历人群犯罪行为研究——以马加爵事件、连勇事件为例

云南大学马加爵事件,北京大学法律毕业生连勇事件的相继发生,对社会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研究高学历人群的犯罪行为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选取马加爵事件、连勇事件作为研究案例,借鉴系统论的思想来构建高学历人群犯罪行为分析模型,并对犯罪行为进行模型分析,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与对策。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群体性事件法律控制研究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社会的快速转型,但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了诸多社会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矛盾会以集体行动的方式非理性的表现出来,产生了所谓"群体性事件",对政治秩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强烈冲击,有必要以法律的方式予以规制。本文分析了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性质,提出了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法律控制的措施。     

谣言与真相

质疑不是谣言,真相要靠程序,它们共同构成了针对公权运作的压力机制。在一件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中,出现频率颇高的一个说法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知识、立场、情感和所拥有的信息,做出"我相信真相是什么"的判断。由于许多事件涉及土地、生命等切身利益的抗争,由于许多事件常常是各种矛盾长期积累后的突然爆发,也由于许多事件中卷入了众多不满和"不明真相"的民众,所以这种"我相信"     

我国未成年人事件处理体制的现状及其完善

“未成年人事件”的内涵是指反映了未成年人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或现实性的事件。     

如何解决“维稳悖论”?

近几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总体数量在下降。但与此同时,单个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及其社会影响却在不断增强。"瓮安事件"、"感城事件"都强烈地撼动着这个社会的神经。而太多重大群体性事件也让2009年成了名副其实的"维稳年"。     

2011年中国社会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势及学理沉思

通过对2011年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学理性反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群体性事件在性质上颇具抗争政治特性,这直接映射出社会的急剧转型;事件的当前总体格局虽纷繁复杂,但其治理体系尚未健全,政府的治理能力非常有限,因而很多事件难以得到有效处置;"信任短缺"成为贯穿诸多事件全过程的重要变量。对2012年群体性事件的预测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仍将势不可挡,农村群体性事件仍将高位频发,城市社区业主维权的群体性事件将阶段性高发,房地产市场将出其不意地成为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新领地。     

“流动中国”的稳定之道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愈显突出。财富的分配不公、征地拆迁、城市管理中的暴力执法、对某些群体有形的制度歧视和无形的观念歧视,等等,在某个具体事件的点燃下,都可能演变成群体性事件。     

从利益视角认识和应对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是利益分化过程中人民内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未获有效调控的集中表现。消解这一问题,从利益表达的视角看,应该加强利益主体利益表达的合法性教育,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健全利益表达主体,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从利益综合的视角看,应该坚持利益和谐原则,防止利益综合两极化,运用进取性综合结构加强社会动员和协调,增强党和政府的利益综合能力。     

论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原因与解决途径——以浙江镇海PX项目事件为例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民众环境权意识逐渐增强,但政府的决策机制、工作效率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加上环境事件本身危害的显著性与远性,导致了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效率提高、建立健全与民众的沟通机制,最终提高政府公信力等途解决,同时民众也应当提高自身的素质。     

辞职政治学与官民关系学

不论官民品行如何,只要制度能够约束其施虐、滥权、卸责、泄愤,这样的社会就是稳定和谐的,这样的政党就能够平稳实现内部权力交接,这样的国家也才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无组织化”: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组织化”的有无及其程度,是考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维度.“元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除了具有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所共有的“群体性”、“对抗性”、“无政治诉求”等共同特征外,还具有与其他类型群体性事件所不同的特征,集中表现在难以预防、难以控制、难以协商解决、直接面对政府、解决手段的单一性、容易产生越轨行为和暴力行为等方面,而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特征.“无组织化”正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现象,是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风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