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惩办“土霸王”

一九七八年四月的一天,清溪公社大联大队女青年张玉兰被打得鼻肿眼青,在其夫陈惠光的陪同下来到城步县法院,含泪控告生产队长杨开辉违法乱纪,多次对她进行谩骂、殴打、打击报复,要求城步县法院申冤。我们立即派员前往当地进行初步调查,群众一致反映杨开辉是一个一贯利用职权,奸污妇女,打击报复的“土霸王”,群众敢怒不敢言。我们认为问题严重,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很重视,指示由县纪检会、公安、法院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很快查明了事实真相。     

论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制

为什么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必须对重大问题实行表决?多数表决制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何重要意义?本文谈谈这个问题。 (一) 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列宁全集》第25卷,第14l页)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少数     

“多数为好”有何意义

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到了"塌方式腐败",可见当前腐败形势的严峻。而对于目前的反腐,外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些腐败不过是冰山一角,被调查的人只是被隔墙扔过来的砖不小心砸到而已;另一些人则认为,目前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少数腐败分子让整个官场蒙羞,无须对官场悲观失望。前种观点,延伸开来就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类似这种一概否定的言论,纠正起来较为容易;而后一种观     

“多数决”原则探微

“多数决”原则探微施显生＂多数决＂即＂少数眼从多数＂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中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的一项核心内容，但近年来立法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和界定这个＂多数＂却产生了很大的反复，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需过细研究的一项基本原则民主制和民主集中制大都实行＂多数...     

对“质疑”的质疑

《法学杂志》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对〈被告人上诉引起的重审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一文的质疑》中所提到的“对被告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不得加重被告的刑罚”,实际上指的就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这个原则是由资产阶级首先提出来的,最早见于一八八○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以后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也都作了类似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吸收了资产阶级立法的一些精华,也把上诉不加刑作为一项诉讼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中,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但由于有的被告人对     

严把事实证据关 惩办与教育相结合

我院自1983年8月至今年5月底,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48起。其中有6起提出上诉、抗诉,经二审改判加重原判刑罚1起,减轻原判刑罚1起,其余4起均维持原判。由于我们在认定案件事实上狠下功夫,几年来所认定的案件事实,经上级业务部门检查,没有一件基本事实不扎实的。     

秦律“极端论”、“逆转论”质疑

<正> 秦律是我国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至前三世纪末秦国和秦朝法律总称。秦律相当完备、严密,其律文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使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皆有法式”,并为汉律所直接继承,即所谓“汉承秦制,进而对中华法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主观认识的局限和客观上史料的不足、失实以及研究的断层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直到今天学术界对秦律的价值评判基本上仍沿袭秦汉以来的极端论、其至逆转论。这里所谓极端论是指秦律专任刑罚、严刑峻法,野蛮残酷为历代所罕见,把法家的主张发展到极端地步;所谓逆转论是指秦律走向法家所崇尚的“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     

“心理教育”质疑——兼论“心理健康教育”的逻辑悖论

在中国,心理教育开展的轰轰烈烈,但是心理教育是什么却没有定义.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教育是人存在的形式之一,而人又是观念的集合体,因此,无论一个人心理健康还是不健康,它们都是人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其实,心理教育是一个虚假命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实施心理教育的结果只能够增加更多的"心理不健康"的个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顶风作案”质疑

近年来,“顶风作案”一词常见于有关惩治违法乱纪行为的通报、布告和文章中,由于“顶风作案”而受到“从重处罚”的不乏其例。昔日闻知此类消息也曾每每击节称快,如今细思之,反而生出了些许忧虑。     

“民意”质疑

上海市禁放烟花爆竹的问题 ,已经说了好多年了 ,也立了法了。但在这些年里 ,有关部门从“言禁”到“严禁” ,又从“严禁”回到“言禁” ,折腾了几个来回 ,似乎也“眼开眼闭”了。于是 ,法律上“有条件”地禁止 ,老百姓“有条件”地燃放 ,也只能是最合理的选择了。然而 ,就在这种“合理性”选择之下 ,燃放烟花的烈度越来越大 ,烟花的杀伤力也越来越厉害 :手炸断了 ,眼炸瞎了 ,终于还弄出脑袋被炸飞的事件来了。人们这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乐极生悲 ,弄出人命 ,似乎不好责怪政府。自己买的 ,自己放的 ,若挨炸的是别人 ,还可以另当别…     

“总和”质疑

通常给法下的定义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和”。我认为,定义中“总和”一词欠妥。“总和”一词,在“词典”中解释为“全部加起来的数量或内容”。试问,定义中“总和”是指那些“行为规则(规范)”加起来的数量之和呢?还是指它们的内容所组成的整体呢?如果指前者,那么“法”仅仅是个“数目”的代名词,这不仅没有意义,也同定义中的其他定义项相矛盾。如     

“司法机关”质疑

在我国,“司法机关”应包括哪些机关,人们看法不一。有的同志认为,司法机关专指审判机关;有的同志认为,除了审判机关以外,它还应包括公安、检察机关;还有的同志说,司法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个别同志甚至把法律顾问处、公证处也列为司法机关。笔者认为,“司法机关”这一机关名称的提法不科学,理由如下: 第一、“司法机关”这一提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对国家机关进行了科学分类,规定了各种机关的性质和权限。我国建国以来,先后制定的四部宪法,尽管在文字上有     

“社会保险”质疑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与“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这样的词语,从字面上讲对中国的老百姓已不陌生,尽管他们不熟悉有关制度运行的机制。据笔者调查,事实上这两个词容易混淆,所以从根源上来探究是十分有意义的。“社会保险”是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最早提出的内容广泛的方案,向工     

冲突与选择:多数者权利和少数者权利

权利冲突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法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一个难点,而多数人权利与少数人权利的冲突问题,则可以说是难点中的难点。因为处理不好,它有可能导致民主制度的颠覆或多数人的暴政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的法治实践中确实又已经出现了相关问题。该如何面对?思考的结果,应坚持冲突的必然性原则,并优先保护高位阶的权利,这也是我们的法治实践所可能采取的一种解决方案。     

对两院颁布的“解释”、“规则”质疑

对两院颁布的“解释”、“规则”质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对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人和辩护人的有关规定，明显地与刑事诉讼法相冲突。这些规...     

“判断证据”质疑

<正> 在近、现代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史上,国内外通常使用“证据的判断”或“判断证据”一类提法。这类提法,不仅在有关书籍、文章和司法实践中长期流行,而且深深地渗透到刑事诉讼立法中。例如在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二一年公布的刑事诉讼条例第三○六条规定:“证据由法院自由判断之”。国民党政府一九三五年公布的刑事诉讼法第二六九条规定:“证据的证明力,由法院自由判断之”。新中国诞生后,刑事诉讼证     

“经济责任”质疑

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及经济法的地位的认识,目前在我国法学界仍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由于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同,学者们对经济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简称经济法律责任)的认识亦有不筒。在持“纵横统一论”或“管理协作论”的学者们的著述中,普遍认为经济法律责任包括三个种类,即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并对其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但从现有的论述来看,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经济责任究竟指什么?经济责任如何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相区别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     

“诉讼时效”概念质疑

“诉讼”与“时效”搭配成一个词组违反逻辑规则要求。“诉讼时效”并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立法者的意图。如果在中国民法中建立统一的时效制度,称其为“消灭时效”更具科学性。     

“盗窃杀人罪”质疑

<正> 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犯罪分子为了达到犯罪的目的,往往针对作案的客观情况来决定实施犯罪的手段;在犯罪过程中,一旦出现了某些阻碍和曲折,罪犯势必在手段上采取相应的变化来对付,以达到他犯罪的目的。手段是犯罪行为的     

质疑“民警公证”

9月24日“法晚”报道了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天通苑业主委员会选举争议的最新进展：天通苑老区业委会选举请来民警现场监督计票．选举筹备组在公示程序中称“邀请民警来监督选举以示公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