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遏制”与美国“重返亚太”——兼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海外安全利益的影响

遏制思想的提出者乔治·凯南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主张对中国的遏制应采用"选择性遏制",即相机抉择使用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手段。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的空前"挑战",提出"奥巴马主义"与"重返亚太"战略以牵制与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在遏制中国的手段上,美国一改冷战时期以军事遏制为主的"全球性遏制"方式,采用了与凯南遏制思想一脉相承的"选择性遏制"方式。美国"重返亚太"将深深镶嵌进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有关问题之中,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海外安全利益带来了新的挑战。     

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东南亚战略,全方位重返东南亚.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既是对以往相对忽视东南亚政策的矫正,更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和遏制中国,主要手段和策略就是强化美菲同盟.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军事合作不断加强,防务合作更趋务实和灵活,经济合作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美菲同盟强化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致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极大压力,完善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挤压中菲经济合作空间.中国必须积极应对美菲同盟强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主要对策是: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经验,坚持矛盾双方直接和平谈判原则,实现矛盾双方利益的和谐,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最高领导人发挥大智慧和大魄力,增强自身实力与消除中国威胁论并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组织,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积极改善与菲律宾的关系,削弱美菲同盟的利益基础.应对美菲同盟强化及相关联的中菲南海争端问题,应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不能反应过度;应讲究策略,坚持同菲律宾进行直接、和平、平等的协商.     

美国重返亚洲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

对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权力转移论者和同盟责任论者都或多或少地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将会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美国此举的真正意图可能更多地与亚太地区呈现出的巨大发展成就与前景有关,美国不能被孤立在这一发展外,毋宁通过重返亚洲,争取更多权益,并进而主导亚太国际格局;而遏制中国,尚待进一步观察。面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中国首先应该界定好自己的身份,然后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并以对中美战略互动核心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为基础,审慎制定周边外交战略与政策。     

遏制与合作：后危机时代美国对华经济政策解析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加速了中美相对经济实力变化,同时更加深了美国对华经济依赖。相对实力下降加上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美国仍将对华采取＂遏制性＂经济政策,中美经贸摩擦不可避免。同时,随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上升和中美经济依赖关系的加深,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合作性＂也在不断增大。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后危机时代的中美经济关系必然会在摩擦和调整中不断扩展和深化。对此中国应有清醒认识,并从战略高度上采取应对之策。     

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调整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联盟体系经历了过渡与调整两个阶段。与冷战时期相比 ,延续大于变化。冷战后美国亚太联盟的深化与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联盟内部的功能性调整 ;二是双边同盟之间的协调加强。今后美国亚太联盟的变革仍将以渐进方式进行 ,突出制度化建设 ,同时增加联盟合作的高技术含量。     

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和对华政策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其鲜明的特点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作为仅存的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为了保证其战略目标的实现，适时调整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布什政府的“扇形结构”，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新太平洋共同体”，都是要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主导权。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作为美国亚太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一系列变化，“制裁接触”和“全面接触”分别为其两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影响了中美关系，但是，中美关系作为冷战后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仍将继续向前发展     

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掣肘因素研究

自美国全面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韩国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积极,希望全面参与其中以提升本国在美国盟国中的地位。另一方面,韩国在实际参与过程中总是受到内部和外部种种因素干扰,使其在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受到约束。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以及期望中国在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最为关键外部因素;朝鲜核问题也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外部因素;日本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也使韩国在军事领域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顾虑重重。韩国政府、民众对韩国是否加入TPP以及"萨德"导弹防御系统是否应当部署韩国存在巨大分歧,是制约韩国全面参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主要内部因素。这些掣肘因素对中国反制美国亚太战略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和作用。     

“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以美国优先为纲持续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经济民族主义、以实力保和平等若干取向,战略态势上总体有所收缩,政策手段上以获取实利为导向。上述特点在美国亚太政策调整中也有所体现。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从中国看亚太,以互惠等为原则寻求推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在处理与亚太盟友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交易主义思维和策略,将安全承诺更多视为商品,对同盟的价值观基础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军事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调整的突出特点,面对朝鲜核问题等地区安全挑战,美国更趋强化战略威慑。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仍未定型,未来发展将受到国内执政状况、热点问题走向、与亚太国家互动等多重因素影响。     

美国全球和亚太战略调整及对中国的影响

以九一一事件为标志,进入21世纪后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是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反恐战争＂。这一战略正在结束。美国新的战略重点被确定为亚洲,针对中国。针对中国并不必然是敌对、包围和遏制中国。美国对华战略还没有因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调整而改变。＂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及地区地位和影响的上升,维护美国在亚洲的主导或＂领导＂地位,平衡、制约和防范中国。在国力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美国新的地区战略以军事和安全为主要手段,挑拨和利用亚洲各国间的问题和矛盾,进而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     

试论非法移民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非法移民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9·11＂事件后,美国社会对于非法移民与国家安全的关注达到了新的高度。非法移民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可从社会安全、国土安全与文化安全三个维度来分析非法移民对美国国家安全所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非法移民问题使得美国的国家安全环境变得复杂化,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但是,过分夸大非法移民问题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也与客观事实不符。     

基于语料库的美国对华人权政策批判性话语分析

美国每年都会发布世界各国人权报告,以“人权卫士”自居,对他国人权状况说三道四,其中对中国人权的指责和干涉尤为严重。对此,以美国政府1997~2018年发布的22篇美国对华人权报告为语料对象,运用AntConc语言分析工具对报告语料库中的词单、关键词、关键性搭配词以及词丛进行长轴距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四届政府对华人权报告是一套逻辑严谨、框架完整、战略清晰、目标明确的战略工具,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内在逻辑和战略意图可概括为“三位一体”(框架-战略-目标),即在“人权对象-人权内容-评判标准-人权状况-评判依据-人权诉求”的基本框架下,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权政策主权化”战略,最终实现所谓西方自由世界民主价值和资本主义“普世化”目标。     

论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权力的博弈

总统与国会外交权力的角逐有着制度、法律、权力制衡规律和总统个人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这种权力之争表现在总统外交权力的扩张与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展相伴随、两者的外交权力在不同的时期作用力有所不同、两者外交权力的分布呈现不均衡性、外交权力在两者之间摆动不会偏离权力制衡这条主线以及两者的外交权力要受美国政党政治的影响五个方面.虽然总统与国会在外交权力上有竞争的一面,但是两者相互支持与合作的一面也不容忽视,这一趋势在美国新政府中将表现得更加突出.     

美国情报管理体制的改革

美国的情报体制形成于1947年,这是一个分散中稍有集中、以分散为主的有限协调体制."9·11"恐怖事件发生后,改革情报体制和国土安全机制,成了美国朝野考虑的主要问题.国家情报主任成为美国情报界名副其实的第一人,但又不可能成为人们担心的"情报沙皇".通过改革,美国后冷战时代的情报管理体制基本成形.美国情报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建立一个协调的情报体制;情报改革应该理论先行;注重培育积极的情报文化,克服其消极影响.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中数字产品贸易的规制研究

在WTO关于数字产品贸易的谈判中,美国一直主张适用GATT和零关税,但遭到了欧盟等的坚决反对。之后,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推行其政策立场。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设立＂电子商务章＂,以有别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跨境服务章中采用限制性清单的方法,力争为数字产品贸易提供较大程度的自由化。美国通过自由贸易协定规制数字产品的模式尽管值得商榷,但确实为WTO规制数字产品贸易进行了先行的尝试,拓展了其国内政策的国际空间。美国这种竭力将其国内政策推行为国际共同立场的做法,对于经常主张与国际接轨并被动接受国际规则的中国来说,无疑值得借鉴。     

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的重合与排异——兼论中国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

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斗争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关系的调整及缓和源于大国安全观念的变化.尽管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也有较多利益交汇与重合.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中国积累了新的外交资源.中国可着力于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扩大"两个利益"间的共同点,同时,缩小并弥合分歧,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试析“颜色革命”与俄美关系

本文反思了“颜色革命”的概念、原因、手段和性质,并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了独联体内的“颜色革命”．深入剖析了颜色革命对俄美关系的影响,认为颜色革命是美俄之间的新一轮博弈,美式民主未必符合中亚的实际。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平衡、务实外交或最符合独联体国家的利益。最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     

试论中国共产党的居安思危执政理念之建构

居安思危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而构建这一理念，必须坚持科学性、战略性、人民性的原则。其路径是：重在教育先行、机制约束、领导带头和实践养成。     

美国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分析及启示

早在19世纪,美国政府就有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实践。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在法律与物质保障、购买方式与内容以及购买流程和监管体系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成绩,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具有美国特色的购买体系。美国政府向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是,加强政府购买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的制度化保障,创新购买模式,扩大购买服务的范围,建立规范的购买程序,完善评估监督机制。     

美国军人退伍安置法律制度研究（一）：法理基础与历史演变

军人退伍安置有其特定的涵义、实质及功能。军人退伍安置的公共产品性、军事人力资本投入成本特殊性、军事职业转换的特殊性是国家对退役军人进行安置的理论依据。从民兵制和志愿兵制时期到全募兵制征募混合制时期,再到全募兵制时期,美国军人退伍安置法制经历了初创、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历史演变。依法保障退伍军人的合法权益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