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习近平外交思想笔谈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中联部世界政党研究所、上海市社联、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于2021年5月29日在锦江小礼堂联合举办"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工作理论创新研讨会",本文是部分与会专家的报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加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重要引领。推陈出新,守正创新,是这一理论建设的重要方法。习近平外交思想在方法论上具有强烈的实践性、深厚的历史观、鲜明的时代性,以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的价值观引领外交思想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生成于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为引导世界大变局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演进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双循环新格局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新定位,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多赢发展。在海洋领域,建设海洋强国、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海洋安全观涵盖的核心内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敏锐把握时代动向,对中国外交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战略与政策

目前，学术界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相分离的情况，原因有三：普遍性的理论似乎不能运用于具体政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理论自身的误解；理论家不参与政策分析。论文认为：作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简约性、解释性和可证伪性等特征，可以直接运用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制定；而理论的推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具体的政策分析成为可能。此外，理论的学习和理论思维的形成，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

随着中国崛起及其世界政治影响,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为此,需要探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并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     

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发展

本文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现状作了回顾。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性的地位;通过引进、批判、吸收,西方国际关系关系理论对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促进和补充作用;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还较为注重从中国传统伦理政治思想中吸取资源,以寻求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土思想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学派"的辩论,反映了中国学者学科建设自主性意识的提高。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和平共处作出了一定的智力贡献。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

国际关系理论曾经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外交政策的实践也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学术界和决策圈存在着一定固有的区别,但近些年来二者的鸿沟在日益加大。学术界和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合作和了解,促进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学者们也应当加强务实性,密切同政府的联系。     

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进展与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主题涉及理论概述和诠释、国际关系重大现实问题分析、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发展路径和方法思考等。已有的研究关注者甚众,但存在专业研究队伍偏小、研究者之间的沟通较少、研究主题分散、实证研究甚少等问题。未来应加强经典文本及方法论的研究,追踪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深化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高度关注并深入解读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中国的APEC政策及其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APEC的构想与启动 APEC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即亚太经合组织的英文缩写。在世界历史中,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世界地理被多次分成各个不同的部分。所谓亚洲太平洋地区,也即亚太,应该说是在20世纪初才形成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文理论到中国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这三者整合得 好,会发展出成功的理论范式,从而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就理论价 值而言,本体论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 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课题。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 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理 论反思和本体思辨,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 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需要强调 的是,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 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联合国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

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在新形势下提出的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方法,也是中国对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秩序的重要理论贡献。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联合国也应该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联合国宪章》精神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相契合;另一方面,广泛代表性与动员能力以及完备的合作机构和机制,也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具有天然的优势。现实的条件和资源使联合国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能够扮演参与者、引领者、共识凝聚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因此,中国与联合国应该通过重塑联合国权威、保持联合国的协调中心地位、稳步推进联合国改革、提升联合国的全球治理能力等途径来推动联合国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基于此,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也应该有所作为,在尊重联合国地位的基础上,利用联合国的优势和平台,与联合国合作共建新型国际关系。这将是未来中国联合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及笄与志学——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

中国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已超过15年。该学派起始于中国学者自发的研究,但更多体现的是自觉引进西方研究成果并将其中国化的努力。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在2006年达到高峰后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整体而言,这一学派生产出一系列学术成果,建立起重要的研究机构,正在缓慢平稳地前进,并已体现出自己的独特性。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创新需要立足于中国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强调实践中国特色、多轨跟进、跨界合作,在日常生活和国际关系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大国关系决定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关系着中国的国际环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国际关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进程中,中国外交特别注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是大国间的协调、合作以及良性互动,而不是恶性竞争。构建良好的大国关系,必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新探索——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

伴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关系的日趋密切,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的建构愈益迫切。相应的努力也日渐明显,且正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要求而迈向新的阶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逸舟教授新近出版的《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便是其代表作之一。①《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是王逸舟教授“创造性介入”主题的三部曲之二,延续了2011年《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的主题,探寻中国全球角色形成的根源、阶段及走向,以中非关系为实例探索中国不干涉内政理论和实践的拓展以实现对国际事务的创造性介入,并以欧洲经验为参照寻找中国全球角色的启示。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 ——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视角

1949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经三次转型,先后形成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三种基本形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但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1949—2012年间的两次转型中,新中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者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因其开放性、包容性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习近平主席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找回外交”：理论、制度与实践

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外交研究不被重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方面，即传统的外交研究的理论价值较小和政府主导的外交日渐式微。为了使外交重新成为国际关系学关注的核心，需要借鉴其他理论，制度主义能够为外交研究的议题设置和研究方法提供有益的帮助。由此，对中国外交一些重要议题的研究，如实现互利共赢战略的方式、外交制度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中国的大国威望与外交手段之间的关系、国际制度和中国外交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等等，可以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外交理论的发展。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展与实践意蕴——王存刚教授访谈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发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变化。作为现实的一种折射,国际政治研究也有不少新的课题与新的困惑。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无疑是国际关系最新发展的主要动能之一,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自然也是国际学术共同体里面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部分。从本期起,本刊以专访: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的发展为题设置专栏,由编辑部特约记者以访谈方式,邀请相关学者,就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政治学界不同领域的主要成就和问题,现状与前景进行归纳、梳理和展望,以便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整体画面和最新动向,促进中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内部沟通并加强与外部的交流。21世纪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那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现状如何?后冷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了怎样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中国的外交实践有哪些指导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存在哪些问题?其发展前景如何?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刘毅就上述议题专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存刚。王教授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目前正在撰写专著《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视角》。     

核心概念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正编者按21世纪以来,西方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呈现出一个停滞的局面,但两者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西方学界,一个相对普遍的共识是,宏观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已经基本完成,国际体系的三大要素——实力结     

从“政学相轻”到“政学相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之弥合

政府与学术界、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相互倚重、紧密结合是现代化国家政学关系生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两者的分离既不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也不利于发挥学术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政策研究与纯理论研究各有分工，不可简单地以功效来判断。一个学术大国既应有丰富的政策研究，也应有深邃的基础理论研究。由此，政府决策才会从容有度，政学关系就可良性互动。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问题--从西方理论到中国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历来存在着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整合问题。这三者整合得好,会发展出成功的理论范式,从而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其中,就理论价值而言,本体论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本问题,也关系到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课题。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的第三次、第四次论战来看,它们均直接与本体论问题有关,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界最大的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这种理论反思和本体思辨已经大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就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建设来说,只有在本体论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构起中国学派。需要强调的是,以自己的本体论为基础,建构中国式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学科建设不断注入新的知识源泉,并提供知识再生产的能力。     

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

近年来,中国学界提出了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命题。创建中国学派的要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问题意识”,二是反映中国之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中国学派的基本进路就是“既要研究问题,又要思考主义”。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和学术性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只要整个学界有一种自然的分工,研究的是真问题,或构建的是具有知识增量的理论,中国学派就将在健康的研究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