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法性”视角下的选人用人“公信度”

"合法性"视角下的选人用人"公信度"是对选人用人的正当性、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在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方面所作的综合性评价.确认"公信度"评价的主体应坚持分层民主、民意最大化和社会评价开放性原则;"公信度"评价的对象包括对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评价,对干部选拔方式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实效性的评价,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具体环节、过程的民主、公开、公正程度的评价,对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的用人动机、选人作风和干部选拔管理水平的评价四个层次.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还涉及一个大众传播问题,要注意引导群众的"理解",及时有效地填补"知识沟",以利于凝聚共识,提高"公信度".     

论池田大作的“人性革命”思想在德育中的应用

佛教认为人是兼具善恶两性的,在此法理下,池田大作提出了"人性革命"的思想,透过"善恶不二"的人性观,在道德哲学的范畴中,对"人性革命"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实现途径进行研究,从中探寻池田大作具有先进性的德育理念,并结合我国德育的现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将其应用到我们的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中,对我国德育工作有很大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提升政府能力的政策学话语——以郑州“引博从政”为例

以郑州“引博从政”为例,在政策系统中由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及政治、行政文化体制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政策生态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提升政府能力,其政策创新要保证做到“三化”,即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引博从政”有益的启示是:实事求是原则的回归、制度创新理论的物化和全新人才观念的形成。从政策学的角度来看,提升政府能力还应做到:加大舆论宣传,加强行政沟通;进一步提高政策“三化”水平;完善配套政策;科学评估;做好角色转换的引导。     

全面从严治党要以增强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一定意义上说,全面从严治党,也是全面从严治干。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治干工作把较多精力放在确保干部遵纪守法、预防和惩治干部违法乱纪行为上。确保干部遵纪守法、预防和惩治违法乱纪行为无疑是对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激发干部积极性,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上。不能满足于干部遵纪守法、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而要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之真正想干事,愿干事,会干事,干好事,敢担当,有作为,能够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为此,就要进一步增强干部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严把德才标准、坚持公正用人,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加强选人用人工作的监督检查,创新干部管理的激励机制,培育有利于激发干部积极性的政治生态,把干部从无谓事务中解脱出来。     

论“两山”理论中的辩证法思想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撑、相互转化的。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论破解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阐明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生动体现了辩证法中的两点论、重点论、矛盾统一性原理,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想政“真”力量

<正>习主席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在一个‘真’字,要用真理说服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真"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和基本规律,是教育的基石和力量之源,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向和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真"力量,要求教育者深入调查研究、思考分析教育的环境,用心探索真理、感悟真情、掌握真实,把教育要求、内容、过程高度融合,使受教育者真正走心入脑。这既是思想政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人民性

人民性,是指必须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必须把人民群众作为价值主体,把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标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党的根本宗旨这一价值取向。本文在考察人民性的时代内涵以及同“三个代表”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阐述了怎样坚持执政为民。     

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非权力”影响力

思想政治工作主体的影响力,一方面是权力影响力;另一方面是非权力影响力。非权力影响力主要表现在主体的形象,它直接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论“有教无类”思想对“中等生”发展的启示

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当前班级中优中差生分类现象的存在显然与该思想格格不入,而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学校和教师的失误。本文将在"有教无类"思想的指导下系统阐述中学"中等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以及对策。     

论“愤青”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愤青"这个源于西方,象征有理想、有信念、有抱负的青年的字眼,在我国完全成了"无知"、"粗鄙"的代名词。爱国是"愤青"永恒的主题,但他们和真正的爱国主义又相去甚远。愤青有一腔爱国的热情,却不懂得需要将爱国之情转化为爱国之行。因此,正确认识"愤青",运用"愤青"积极的一面,引导他们理性爱国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谈索洛维约夫思想中的“我”与“他者”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位于东西方之间,同时经受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俄罗斯历代知识分子在不断思考"我"的文化与"他者"文化。作为19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索洛维约夫也在不断探索俄罗斯文化的定位问题,通过对世界其他文化的研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哲学思想,蕴含着他对"我"与"他者"关系的重要认知,他所思考的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出路,更是全世界全人类的救赎问题。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创新选人用人标准

选人用人必须继续贯彻“四化”方针,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落实德、能、勤、绩四项具体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创新,才能确保选人用人机制的先进性。1、创新“德”的内涵。干部的德性涵构主要有政治品质、道德品质、工作态度和心理品质等几个方面。“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当前最大的“德”。可以说,当前最大的“德”是得民心,最大的失“德”是失民心。“群众利益”标准作为我们考察干部的首要标准,是“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新要求,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的四重思想文化品格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厚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高度契合现代政治的文明与理念,在引经据典中展现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品格。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包含了以“民为邦本”与“正己修身”为旨归的价值品格、以“德法合治”与“选吏用人”为合力的实践品格、以“改易更化”与“居安思危”为辩证的精神品格、以“亲仁善邻”与“天下大同”为大道的民族品格。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理念中的四重文化思想品格蕴含着文化自觉的精神基因,彰显了融汇古今的政治哲学智慧,其内生性与超越性为中国与世界文明贡献了崭新成果。     

先秦两汉儒家“天人合德”思想探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探讨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两汉时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天人合德”。“天人合德”为伦理道德价值提供了本体上的根据,而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儒家的基本思路是把对圣人、人君的期望和要求投射到天的上面,然后再让君主通过内心修养或外表效仿来达到与天合德,以增强这种要求的力量。     

论“三三制”原则在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与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将人民政府与剥削政府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还关系着党和政府是否能够带领广大群众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关乎党的事业的成败。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对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扩大党的影响,带领根据地军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巨大的保证和推动作用,而所采用的"三三制"原则则对陕甘宁边区取得廉政建设成果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三个代表”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三个代表”思想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实践发展的需要;是总结经验的成果:是开拓创新的必然。     

老子思想的“求同”特质

"求同"是老子思想的特质,"求同"决定并体现着老子思想的整体面貌、逻辑结构以及价值取向,"求同"是老子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求同"是"道"的根本要求,"求同"是"无"的逻辑必然,"求同"是"德"的价值主旨,"求同"是老子思想的基本线索和基本精神。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伦理意蕴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肯定了经济利益的伦理价值,完善了伦理学中的利益概念,充实了利益的精神内涵,确立了人民作为伦理价值的最高主体,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伦理学体系核心,具有深厚的伦理意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党的指导思想,也应该是我国的指导思想。     

论“三个代表”思想内涵的哲学意蕴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在新的历史高度和认识高度,极大丰富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认知的新飞跃,体现了我们党对推进文化建设认知的新境界,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认知的新高度。“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缜密理性思考的成果,深湛科学认知的结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厚的哲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