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层制"与"官僚制"的概念辨析

"bureaucracy"一词被翻译成"官僚制"介绍到中国,但是由于有着历史上的先例或是避免带有感情色彩引起的麻烦,"科层制"与"官僚制"被人们混同使用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本文拟从寻找"科层制"的历史源流和对"官僚制"概念的离析,为两个概念正本清源,试图为将两个概念分开来做些努力。     

试论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及其精神

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体系中的轴心性的制度。对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研究是近来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本文从讨论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含义范围出发先后分析了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两种不同的形态,解释了这一制度背后隐藏的精神,及其转化问题。指出了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特性。     

“街头官僚”行动逻辑与责任控制——以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为分析文本

政治家和高层管理者制定的政策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街头官僚如何去实施。这是街头官僚工作的实质,其理论核心为自由裁量权。借助自由裁量权,街头官僚一方面设法抵制上层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对其顾客进行自主制裁。由此就形成了街头官僚以"敷衍行事""规则依赖""粗暴执法"和"一线弃权"为主要特征的街头官僚的行动逻辑。基于该逻辑,反思了当前的基层官僚官民冲突与困境,分析了其根源的时代、体制、思想三个方面的因素。最后,借助西方街头官僚责任控制的理论,提出了从外部和内部同步进行双重的街头官僚责任控制实现路径。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官僚自主性与官僚控制模式——复合型、单一性、轴心化模式的归纳及比较

控制官僚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主题。若以控制力的来源、向度和制度化水平作为分类依据,再基于对不同制度空间下控制官僚策略的比较,可以概括出复合型、单一性与轴心化这三种总体性的官僚控制模式。当代中国的控制官僚模式在权力制衡与社会制衡方面尚存在不足,需要改进和突破。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的自主性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形成对于君主的依附性，然而在官僚制度的实际运行中，又具有不受君主意志左右的自主性存在。本文即旨在对中国古代官僚制度进行具体考察，揭示这种自主性的表现，分析其根源与实质，考察这一自主性对官僚组织的功能以及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以此说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复杂性。     

继承与变体——“官僚制”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分析

"压力型体制"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其作为中国政府组织运行方式的形象描述,是西方官僚制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实践中逐渐产生的特殊变体。鉴于二者在组织形式、核心机制、运行方式和评价机制方面的诸多相似与相异之处,本文对"压力型体制"与"官僚制"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展望了压力型体制的前景与理论启发,以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指导。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官僚制：中国行政现代化的陷阱？

依据韦伯的“官僚模型”建构的传统政府,受到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浪潮的强烈冲击,从70年代末起,西方各主要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并一直持续至今。面对这一全球化的运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应作何回应?在对官僚制进行梳理和剖析的基础上,并对中国自身传统与现状的深层体认之后,该文认为建构与完善现代官僚制是实现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浅析"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

"新公共管理"在西方的兴起是官僚制寿终正寝的结果,而在中国,实际情况是还没有真正的官僚制,科层制并没有发挥出其真正的优势,本文并不反对把"新公共管理"应用到中国政府的改革中来,但却提醒大家在用"新公共管理"改造中国政府的时候,不要盲目崇拜"新公共管理"理论,把它当做救世良药,就我国目前形势来看还要充分发挥官僚制的优势.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对立对抗和谐——正确理解对立、对抗与和谐的关系

"对立"作为矛盾的根本属性之一,与"同一"相对应;"对抗"是对立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与"非对抗"相对应.事物的"和谐"主要体现了矛盾双方在对立基础上的同一性,是矛盾处于非对抗的一种状态.区分对立与对抗,有利于我们积极辩证地理解和把握和谐范畴,这对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论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官僚与政客

官僚政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尤其深远。西方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僚与政客的划分,中国早在秦朝就划分了官僚与政客两种政治角色,就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官僚政治。然而,西方的官僚政治是近代政党政治的产物,而中国传统的官僚政治则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与西方政治结构中官僚与政客的二元角色划分不同,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似乎可以作政客、官僚、胥吏的三元角色划分。     

经济学视阈中的官僚制研究——解析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

对理性官僚制理论的解析和反思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大热点.在这些争论中,安东尼·唐斯率先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透析官僚体制、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等问题,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唐斯对官僚组织的生命周期、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等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形成了官僚经济理论,其主要贡献是更加注重寻找官僚组织和官僚整体的内在行为动机,更加注重对现实的解释,更加注重对官僚的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差序格局”的消解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北大核心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自我主义价值观、普适性道德观念的缺失和"圈子文化"等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塑有赖于"差序格局"的消解。为此,一方面,要在政治系统中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如此,才能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领导风格与“官僚病”治理

"官僚病"是现代社会组织所患的共性病症。从官僚体制的运行机理入手,选择适宜的领导风格来推动组织的运行,有助于消解或弱化官僚病的生成土壤,降低官僚病的发病程度。据此,出于有效治理"官僚病"的考虑,领导风格建设应解决以下基本问题:一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的基本责任;二是领导风格必须体现组织性质;三是必须伴随社会和组织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领导风格;四是不断进取与创新是市场经济社会领导风格必须具备的基本特质;五是求真务实,勇于践行责任。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差序格局”的消解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自我主义价值观、普适性道德观念的缺失和"圈子文化"等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塑有赖于"差序格局"的消解。为此,一方面,要在政治系统中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如此,才能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面临的问题、挑战与改革途径探析

科学是公共政策的核心元素,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有赖于科学的理据支撑。但时至今日,科学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的使用却未如理想。作为政策制度的基石,如何确保公共政策科学化是世界各地政府改革所面对的一个核心议题。中国的公共决策体系与西方国家决策制度有明显不同,整个决策过程体现了高度的"内输入"性。当前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面临着易被个人和官僚组织影响、民众政策参与度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加强中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需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