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 警惕贫富差距导致农村价值体系裂变

郭亮在9月14日的《东方早报》上撰文指出：在这几年对中国农村的跨区域调研中，我反复地接触并感受着因财富占有不均而出现的日益分化。在发达的农村地区，村庄的富人一掷干金，一次婚宴可以花费几十万元。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主导村庄，而且还介入到村委会和村党支部选举中，成为新的政治精英。然而，与之相对，另一部分农村人口却因个人能力、机遇等方面的原因而在生活上只能保持基本温饱，甚至需要依赖国家的低保和各种救济政策才能生存，他们在村庄生活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助与紧张。     

重视现代村庄建设 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措施，而重视农村小城镇建设并不是只重视一镇一城的建设，也应重视农村的广大村庄的规划建设，使其符合现代化的新农村。本文分析当前农村村庄建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现代村庄建设的措施。     

江西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管理优化研究——基于7县35村的实地调查

2005年江西新农村建设实施以来,试点村庄的基础设施和村容村貌都得到了很大改善。随着江西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和农村综合改革逐步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中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笔者为进一步促进江西新农村建设和村庄善治,在江西7县35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进行了实地调查,对新农村建设中基层组织体系和公共管理制度建设的运行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江西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管理的优化路径。     

重大疫情与农村治理:常态做法与改进路径

重大疫情是对全社会的挑战,而农村基于村庄的零落性、群际的关联性、个体的自在性特点,遭受的挑战极大。农村应对重大疫情有些常态做法,但基于人财物等制约,这些做法可能会呈现出治理手段的绝对化甚至极端化、治理中虎头蛇尾以及疫情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冲突。农村重大疫情治理必须立足农村实际,放眼整个国家,从政策关注到农村自身能力提升全方位着手,将风俗习惯与党纪国法结合起来。     

试析村镇文化的内聚特征

群体居住,聚村而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历代中国农村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在过去的岁月中,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农民与外部世界基本隔绝,相对孤立、闭塞的环境和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比较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农民们大都聚村而居,终老是乡。一个个村庄,如果不遇严重的自然与社会的破坏,均有长久的历史。世代相传的家庭系统,纵横交错的血缘关系,比较封闭的地缘关系,把村庄造就成了独     

从《女人的村庄》看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发展

《女人的村庄》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村留守妇女生活和基层妇联工作的电视剧。本文笔者通过分析女人的村庄——张岭村的女人们走上致富之路的原因,从中得到了一些关于农村留守妇女发展的启示。     

关于当前传统农业区农村就地城市化问题的思考

农村就地城市化就是在传统农业区,不改变农业性质、不向大中城市转移农业人口,不放弃农业优势而勉强发展与农业没有直接联系的第二产业,而是通过创新农业科技,建立起综合、生态的现代化大农业,通过根本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启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事业的投入,通过适时适度合并村庄,改善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使传统农村向城市文明靠拢和融合,从而实现农村就地城市化.     

乡村治理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正通过对发达农区和城郊村庄的调研,我越来越感到:在经济发达的村庄,如果不实现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它们在一段时期的繁荣后,将陷入"越发展、越麻烦"的困境。为此,必须在以下几方面深化改革,实现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第一,深化集体所有制改革。中国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但是,由此也留下集体成员权被不断强化的制度遗产,这一点在     

积极创新农村社区化服务机制

诸城市在新农村建设中,围绕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改革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创造性地开展"科学定位、邻村共建、贴近农民、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化服务,把地域相邻的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在社     

大规模土地流转与农村阶层固化——基于湖北中部地区L村的考察

来自湖北中部地区的调研经验表明,农村阶层分化基础上推行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对于农村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影响。总体来讲,处于经济收入中上层的外出经商阶层和举家务工阶层就短期而言是受益的,但从长远来看,举家务工阶层也存在失地的担忧;处于中下层的务农为主的兼业阶层、务工为主兼业阶层和村庄贫弱阶层的利益则在不同程度上受损。这样的土地流转方式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固化了农村阶层结构。另外从村庄整体来看,大规模土地流转并未增长村庄总体收入和整体福利。由此,对于大规模土地流转,政府部门应该谨言慎行。     

农村纠纷逻辑的转变

通过对农村数个村庄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村的纠纷越来越少，同时村干部调解纠纷越来越难了，对村庄的各种纠纷调解也都是采取敷衍了事的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是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的权力被削弱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产生纠纷的根源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有的集体主义被削弱，个人主义兴起，导致原有的统一的社会规范的缺失，纠纷由治理层面的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因此，必须重建统一的社会规范。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以日韩新村运动为借鉴

正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在国家治理和村庄治理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而同属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在历史上与我国有相似国情,两国开展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开发农村、发展农村的重大成效,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一、日韩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治理经验和共通逻辑(一)日本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经验1955年日本开展的第一次新村建设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确定推行区域,二是建设新村推进体制,三是加大对新村建设的资金扶持力度。1967年日本制定了针对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称为"第二次新村     

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环境政策和农业政策一体化视角

可持续农业需要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生产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过去几十年因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巨大的人口压力使我国农业一直集中于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标,从而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现阶段农业政策体系发达、执行组织完善、执行力强大,而环境政策制定薄弱、执行力不足的背景下,通过农业政策与环境政策一体化,在农业政策中统合环境保护目标,不失为解决现阶段农村环境问题,实现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条捷径。其中可从农业补贴政策、农业结构调整政策和项目制三个层面进行具体操作。     

城郊型农村和谐发展之路探析

随着城区的不断外延,原有的城郊农村已处于城区重重包围之中,成为都市里的村庄或城中村。城中村改造是城郊型农村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建立美丽农村——我国农村环境保护与整治现状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农村环境保护与整治工作力度不断加大,已取得初步成效。截至2011年底,全国已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600多个村庄参与农村环境连片整治。但农村垃圾治理和环境污染问题依然没有真正解决。当前亟需在加强思想认识、推进制度建设、落实相关责任等方面下功夫,着力解决影响农村环境保护和整治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农村环境质量真正走上恢复、提升之路。     

农村政治文化与经济政治发展关系探析

改革开放后,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都已解决温饱问题,但在全面建设小康的征途上,却呈现出极大的差别：华西村创造的财富几乎相当于西部一个省创造的,而其他大部分村庄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从表面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极其不平衡,深层次可看出政治与政治文化发展更是不平衡。一方面,政治文化对政治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农村政治文化与当地经济发展融合的好的,社会发展的也比较好,反之,社会发展也不是很好。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可能一时还具有滞后性,但从根本上说,滞后是暂时的。由此看来,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对农村政治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作用。所以,从政治文化方面探讨农村经济政治发展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规划要先行

规划是建设的龙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规划要先行。村庄建设是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规划的核心之一，加大投入是落实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规划的重要保证，加强管理是完成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规划的制度保障。     

“富人当蹦，背景下的村民自治思考——以资源型地区山西农村为例

近年来，在资源型地区山西农村，出现了一些因煤而富的富裕群体通过村委会选举执掌村权进而主导农村政权的现象，这种富人当政现象成为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项新生事物，对“富人当政”下的村民自治状况进行分析是非常必要的。从民主选举的角度分析，资源型地区村委会选举中富人参选并大量当选符合村民自治的本意，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当前最紧要的是结合农村实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严密、科学、便于操作的制度，规范参选者的行为。从村务村财公开与民主决策状况的角度分析，“富人当政”下的资源型地区农村村务村财公开有待落到实处，真正实行村庄民主管理尚待时日。     

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组织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基于山东省招远市D村的实证调查

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职能和共有共享的分配原则促进了农民生活的富裕富足;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政治和治理服务职能为农户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助推农村宜居宜业。现阶段,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主要面临土地细碎化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小农户难以有效对接大市场和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如何重塑村庄生活共同体等现实难题。山东省招远市D村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民生产生活领域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统一流转农地经营权、优化农业生产服务、塑造品牌效应对接市场和重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加了农民收入,激发了村庄的内生活力和促进了农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结合村庄现实基础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重视和增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生产生活的统筹能力建设。     

农村分工深化与社会结构变迁

农村改革以来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标志是政治权威衰退而经济权威上升、农业劳动力者大量减少而务工人员迅速增加、民间权威人物从老年人转向年轻人、家族的影响日渐衰落而新兴组织和政府的影响逐渐增强。所有这些变化都肇始于农村的产业分化和相应的劳动分工,新产业的出现导致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农村的收入分配出现了新的格局,也使很多农村劳动力获得了新的就业机会从而得以独立于家庭或家族。很多农村家庭因收入的变化而发生了地位升降。农村专业化促生了很多新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从而替代了传统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