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边城》的自然意象

沈从文是当代文坛公认的一代巨匠,其代表作《边城》更是象征其文学成就的一座顶峰。在这部篇幅并不长的中篇小说里,作者不仅描绘了一出可歌可泣的爱情悲剧,更是将我们带入了山河壮丽的湘西风情,领略边城世界流光溢彩的自然之美。作品通篇饱含了作者的自然意象,而这正是贯透全篇的主轴。《边城》的核心是要展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美,作者正是利用了状写自然的几近白描的笔法,圆满表达了这一意愿。     

从翻译目的论角度评价《谈美》的两种译本

本文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对弗郎西斯·培根的论文《谈美》的两个中文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结合这两个译本从翻译的目的、连贯法则、忠实法则等方面入手具体说明了翻译目的论的运用。     

论《边城》中两个爱情悲剧在文本中的意义

沈从文的《边城》在世外桃源般的环境中,写了两个爱情悲剧：翠翠父母的悲剧和翠翠自己的悲剧。通过分析悲剧成因,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寄托着作者的理想和重构精神家园的努力,其＂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尤其具有超前意识,具生态文学意义和生态美学意义。     

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与朱氏《诗集传》的关系初探

目前对《诗经》英译本与国学注本在继承与创新过程中的联系问题的探讨,尚是一片有待填补的空白。本文拟以理雅各《诗经》英译本与我国宋朝理学大师朱熹的《诗集传》的关系为例,对《诗经》英译本与国学注本的关系作以初步探讨。     

论《边城》中的牧歌情调与中国形象

《边城》是沈从文创作于20世纪四十年代的经典著作。《边城》赋有浓郁的牧歌情调,整部作品为人们展现了一个与世无争、淳朴自然,近乎与世隔绝的湘西小镇。《边城》还重塑了中国人纯真、纯善、纯美的形象,不仅让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受到激励,同时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     

从《卧虎藏龙》的文化翻译看影片中西文化交流

作为话语电影中的杰作,《卧虎藏龙》在许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诠释方式。导演,编剧,制作团队的国际化也给《卧虎藏龙》带来了一条显著的特点——中西文化的融合。电影中,中西文化的融合体现在多个方面,本文以翻译为研究对象,探讨《卧虎藏龙》中的文化翻译。     

日语中比喻句翻译策略浅析——以《雪国》的三个中译本为例

文章以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为根据,抽取其中比较典型的比喻句作为文章的研究对象,通过比较、分析三个中译本中与其对应的译文,来进一步探讨哪个译文更合适,从而总结了日语中的比喻句翻译成汉语时应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及其原因。以期为今后日语比喻句的汉译提供些许帮助。     

孤独与伤心之旅——《十八春》与《简·爱》美学风格比较研究

《十八春》与《简.爱》都是孤独与伤心的爱情之旅的代表作。它们在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的展开等方面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美学风格的生成方面又形成迥异的特征:《十八春》凄婉艳丽苍凉,《简.爱》迷离豪放悲壮。     

《道德经》英译本初探

《老子》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伟大著作。在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对中华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尽管《老子》一书仅五千多字，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及辩证思想。为此，该书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兴趣、关注。不同时代、时期、文化背景下的学者，仍不满足于前人的翻译，总希望获取新启迪、感受，因而留下许多见仁见智的译本。在对《老子》部分英译本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我们期盼更新、更好的译本问世，以利于老子研究方面中、西文化的沟通     

《周易》意象观与意象美学的探究——基于存在论现象学视角

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范畴的研究是当代意象美学研究的学术基础。《周易》是意象范畴的思想源头,其意象观从词源和思想层面奠基了意象范畴。《周易》的哲学思想在其实质上会通于西方的存在论现象学,借鉴海德格尔思想对其意象观进行阐释既是最切合《周易》思想的探究,也是对意象范畴的正本清源。在存在论现象学的视域下,《周易》中的“意象”并非含“意”的易象（卦爻象）,而是圣人以易象所像、所立之象,亦即作为“意”的道之现象,美是向感性觉知开放的意象。这一意象观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范畴对美的本质的领会和解释。文章从存在论现象学视域对《周易》意象观的美学内涵的揭示,提供了一个从源头处洞察中国古典美学意象范畴和源始地解决意象美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理论视界。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科学伦理思想

在封建社会内外动荡的特殊背景下,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众多西方科技著作中选择《几何原本》作为他的首部翻译作品,体现出他高尚的科学伦理思想,笔者主要从科学学术伦理和科学社会伦理两个方面进行梳理,这在科研道德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代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跨文化翻译中的关联理论应用——以钱钟书《围城》中英翻译为例

以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英翻译为例,借用Gutt的关联理论翻译观,可见翻译的实质是一种进行两轮交际的跨语言活动,即"原作者——译者——译者读者",其中译者同时具有交际者和接受者这双重身份。翻译的核心准则是把握信息发送者意图凸显的"显明定识",寻求共同的认知交集。在分析的基础上,以关联理论为指导,可归纳四条翻译实践原则:译文归类化明示;直译加注异化性明示;删去繁赘简明化明示;增补评释点睛化明示。     

“神似”审美 粉墨登场——翻译美学视角下英语电影片名的汉译

电影是大众娱乐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形式。电影片名是影片的向导、商标和广告。本文从翻译美学的视角，探讨电影片名的翻译实践，认为好的译名是艺术性和商业性的高度统一．英语电影片名的汉译要贴近影片风格和主题，力求神似，译出神韵，译出汉语的美。     

《民法大全》翻译中的标点符号翻译问题

本文证明，西文标点符号和中文标点符号部分具有各自的起源和个性，部分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共性，由于两类标点符号系统起源和特性的差异，存在同形的标点符号不同用的现象，因而存在标点符号的翻译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本文探讨了把拉丁法律文献翻译为中文时的标点符号转换问题，尤其探讨了冒号和分号的翻译问题，并谈到了《民法大全》定位符号中的标点符号翻译问题。     

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著述的翻译和传播——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为例

朱执信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中国人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家。1906年,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述。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等理论,朱执信有着独特的理解。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重新解读朱执信,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徐迟和梭罗:以《瓦尔登湖》的翻译为中心

徐迟与梭罗《瓦尔登湖》之间的情缘持续了几十年时间。徐迟初译和复译《瓦尔登湖》的时间跨度极大,其间先后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1980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徐迟对梭罗《瓦尔登湖》的翻译认知,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再次肯定的历程,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徐迟对梭罗和《瓦尔登湖》的态度之所以出现阴阳两重天的巨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是在政治和个人双重因素的制约下,译者对作者和原作本身的体悟有所变动。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后,晚年的徐迟对梭罗及其《瓦尔登湖》的欣赏依旧,但更多时候徐迟是在借梭罗和《瓦尔登湖》来巧妙地剖白心迹,进行自我言说。     

父亲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上刑场

分别5年，当父亲的面容再次出现在眼前，竟是绝照。 1935年的一个夏日，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的瞿独伊，从国际儿童院的同学手中抢过了一张慎理报》，上面赫然登着父亲的一张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亲牺牲的消息。     

沈从文小说《边城》的结构特点及语言特色解析

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湘西系列的代表作品,它寄予着作者“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沈从文表现人性最突出的作品。无论是沈从文还是《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主要从《边城》的结构特点及语言特色出发,解析《边城》独特的结构之美和语言之美。     

从《红楼梦》看中国艺术之“情本体”

本文试图以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分析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艺术的“情本体”精神。《红楼梦》明确地把“情”为人生的本体,并使之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成为一种既植根于现世、又具有超越性的精神。“情”在《红楼梦》里不仅是一种狭义的男女之间两心相悦之情爱,而且是一种广义上热爱人生、热爱生命、热爱世界的“爱”,更是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悟”,一种形而上之“体”,一种既入世又出世之“玄”,也是人生存于世的“本体”。这种本体之“情”,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源远流长,传承悠久。它与儒家的社会本体论、道家的自然本体论互为补充,同时也互相批评,构成中国传统人生本体论的立体交叉网络。情本体美学的理论表述可以明李贽的“童心说”和汤显祖的“唯情说”为代表,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为其人格象征,《红楼梦》则是其作品的代表。     

文化意象·翻译·策略——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翻译作为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应尽可能地体现原作的文化意象,传递其文化内涵。文中探讨了《红楼梦》的英译本的一些文化意象的表现形式及意蕴,揭示了翻译中文化意象因处理不当而产生的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文化意象的策略,以达到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