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合法性的探讨

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人们的交往互动往往是在“组织”的框架里进行的,组织的协调使人们完成无法独立完成的事情。针对组织的产生和重要性,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不同学派有不同的阐释。制度学派的合法性机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思路,但是过分注重“制度”或者“环境”对组织存在的制约作用,而没有从组织内部发掘促使组织长存的动力机制,解释组织内部的合法性。本文借助制度学派的解释视角分析组织外部合法性,同时从文化的视角,通过文化与组织承诺来分析组织内部合法性问题。     

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对政府的统治和治理产生着重要影响。作为公共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属性，合法性是公共政策具有实施效力的关键和保证。政策合法性包括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内容的合法性、政策程序的合法性和政策依据自身的合法性。     

法律解释合法性的逻辑结构

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不同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合理化问题,而不是正义论问题。法律解释的合法性结构应当是由形式理性的法律推理、“价值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交往理性的社会认同构成的完善的法律——社会过程。     

论社会团体的内部合法性

社会团体的良好运作,须得到合法性的支持。社会团体内部合法性的提出。拓展了合法性研究的范围,推动合法性理论向纵深发展,为解释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分析组织成员在社会团体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对增加社会团体的自治性,提高自律,加强成员之间的互信具有较高的实战价值。同时,有必要从社会团体自身和外部监督两方面完善社会团体的内部合法性。使社会团体做到可持续发展。     

从合法性看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

合法性决定着政治发展的空间，而政治发展反过来可以巩固和提升合法性，这种内在的关联决定了合法性是透视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全面合法性危机是新时期政治发展的背景，三个阶段的政治发展有着不同的重点，合法性的重构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均衡的过程。新形势下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多方面的严峻考验，政治意识、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是影响政治合法性的三个基本层面：从政治意识层面看，理论自觉与理论创新仍然是推动政治发展与塑造合法性的重要动力；从政治制度层面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与巩固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从政治行为层面看。约束、监督政治权力主体与提升政治权利主体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发展的方向选择与夯实合法性基础的根本路径。合法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起到了衡量政治发展晴雨表的作用。三十年的政治发展铸就了一个新的起点，也开启了对合法性追寻之路。     

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重建性”合法性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重建

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囿于其浓厚的形而上学思维而使其说服力大打折扣;主流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则因把合法性化约为合法性信念而摒弃了真理和反思。为了实现对传统合法性理念的匡补和超越,哈氏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支点,以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理论为背景,构筑了第三种合法性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重建性合法性视域中,把合法性译解权和证明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大众,在批判开放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网络中,通过自由、平等、包容、审慎的公共商谈程序,从而达致理性的共识、集束合法的政治意志。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以其鲜明的批判反思精神、对人民主权的深切关怀、对真理规范的孜孜探求,实现了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扬弃与超越,把西方的合法性研究擢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探究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作为政府政治输出的公共政策 ,其合法性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政府统治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它是政府合法性的外在表现。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即政府的合法性权威 ,政策运行程序的正当性 ,政策价值标准的合理性     

论行政的合法性与合法的行政性

行政的合法性原则贯穿于依法行政的始终 ,然而 ,在目前我国行政的合法性理论中 ,仅仅把行政合法性限制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范围内 ,而不把行政组织的合理性存在作为合法性的基本组成部分 ,这无疑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一个错位。行政的合法性变成了合法的行政性 ,导致行政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将不当利益合法化 ,严重阻碍了依法行政的顺利进行。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涉及民众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及自愿服从程度，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贫富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进步的障碍。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具有时代价值和意义。     

论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

在我国,法律解释问题在理论上早已为众多的专家、学者所研究,在立法上也有一定的体现。然而对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问题在立法上还体现得不够明确,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的探讨。本文试从学理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的问题,揭示法律解释权的合法性与制约性对完善现有体制下中国法律解释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和法治理论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一 法律解释及法律解释权的涵义 在我国,学术界对“法律解释”的涵义有多种表述。有的从法律解释的主体不同予以界定,主张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如：“法律解释是指有权的国家…     

论行政的合法性与合法的行政性

行政的合法原则贯穿于依法行政的始终,然而,在目前我国行政的合法性理论中,仅仅把行政合法性限制在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范围内,而不把行政组织的合理性存在作为合法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这无疑是行政合法性原则的一个错位。行政的合法性变成了合法的行政性,导致行政主体通过各种途径将不当利益合法化,严重阻碍了依法行政的顺利进行。     

司法过程中法律论证的合法性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论证是根据法律所进行的论证,因而任何一个想释清法律论证的人,都不能回避法律论证的合法性。法律论证的合法性在我国是指合制定法性。具体而言,是指在认定案件事实、寻找法律规范、作出判决时都必须以制定法为依据,在论证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有无涵摄关系时,要以整个法律体系为基准。将法律论证的合法性解释为合制定法,似乎有点机械、僵化、呆板,但这可以通过法律论证的合理性、融贯性、可接受性予以解决。     

邓小平对政治合法性的维护

合法性是关系到党和国家政权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文革"结束后,维护党和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凸现出来。邓小平在对待和处理党的执政合法性问题上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正确处理了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遗产,开辟了建设法理型权威的道路,并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反腐败树立政府形象的方法维护了执政党的合法性。     

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批判

取证主体合法，即收集、获取证据的主体限于法定司法人员，被我国传统证据法学理论视为证据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和基本要素之一。虽然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立法上并无直接、明确的法律条文倚为支撑，但却深刻地影响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被实务部门奉为圭臬并以之作为判断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依据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取证主体限于法定的刑事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其他机关或个人均不具有取证的主体资格，其所获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直接作为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然而，由于法解释上缺乏依据、法理基础缺位以及法实践中导致的悖论，我国传统证据法学所主张的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其实并不是一项科学合理的证据学理论，应当予以扬弃。     

论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法律需要经过理解才能得到正确的遵守和执行,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对法律解释作了规定,但实践中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本文从法律解释的概念入手,阐述了法律解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原则,并从法律解释主体、内容和程序三方面分析了我国法律解释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程度,最后提出完善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建议。     

规范主义、经验主义合法性与中国政治认同的复杂性

合法性是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在学术史上,合法性研究包括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向度。规范主义强调合法性应来自于在政治中美好价值的实现、以及合乎法理的政治程序;经验主义认为合法性是民众事实上的政治认同,来自于政府绩效及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十分复杂,包括程序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及外在观念所导致的民众的政治认同等。在规范意义上,中国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历史合法性以及自下而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经验层面,民众对中国政府绩效的正面评价提升了政治合法性;而政治社会化过程则对合法性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传统文化价值观、主流媒体建构塑造了人们的政治认同,互联网兴起则降低了政治信任水平。     

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思维六十年之变迁

政治合法性分为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两个基本的研究范式。政治合法性的规范主义范式强调政治秩序的“价值”而非认同的“事实”；而经验主义范式则强调，由于无法证明价值体系以及价值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关系的真实性，所以在合法性问题上没有真理可言，只要政治共同体成员在忠诚的基础上对政权能够支持，就有合法性，而不管政权的性质如何。从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拥有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坚实基础。但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巩固其长期的执政地位，必须在规范和经验两个方向上做出努力来获得更深刻的执政合法性。因为从短期历史来看，通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由经验的政治认同获得的政治合法性是非常有效的。但是从长期历史来看，规范的政治合法性对巩固执政地位具有更持久的支持力。     

论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中的合法性标准

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评估之前必须明确评估的标准,而合法性标准是其评估的核心标准。合法性的评估标准在评估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形式合法性、程序合法性、实质合法性三个方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评估要求其能够产生实效,其实效主要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完善,二是对相关主体行政法律责任的追究。     

证据合法性视域下侦查取证行为的规制

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被退回补充侦查或作不起诉处理,许多都是缘于取证程序中某些取证行为合法性欠缺而受到质疑,进而导致证据无法使用,因此展开取证程序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对于规范取证行为、保障取证程序合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分析证据合法性的内涵为切入点,强调在对证据排除时应明确区分合法证据、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通过对侦查取证行为合法性调查的启动、责任承担、证明方法、证明标准的研究解决个案中证据合法性问题,通过构建取证规则、建立检察指导侦查和辩诉交易制度、完善辩护制度等约束性机制,从源头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保障证据合法有效,避免非法证据、减少瑕疵证据。     

解读“合法性审查原则”

我国行政诉讼基本原则采用合法性审查原则。而在司法实践中却对“合法性”的认识存在偏差，致使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范围局限于现有法律明确例举的行政行为，人为地缩小受审查的范围。这不仅违背合法性审查原则确立的初衷，更严重阻碍了人权保障的路径。同时基于我国现有制度的考量，对于合法性与合理性关系，我国应采用合法性审查单一原则；而此处的合法性意指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而非简单的形式上的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