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核心和关键——基于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分析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基础在于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是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兼容的、资本的利益驱动受制于劳动本位的价值取向、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相互配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在建设法治国家,这个法治国家是以人民民主为价值追求,按照协商民主原则进行制度安排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是实现社会与国家的现实分离,这种分离已经从国家与社会两个领域消除了二者根本对立的根源,以劳动本位取代了资本本位,确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确立了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从而能够在社会与国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伦理视域下警察制度的性质探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

国家伦理是国家身为存在实体一定要具备伦理规范的论断,即所有的现代国家并非是由于特定个体或团体取得了统治社会上其他人的强力而被称之为国家,如同一只学会了说人话的鹦鹉如何也不能称为"人"一样,缺少国家伦理的"血肉"的任何系统也不能称之为国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形式,其统治内容是履行公共职能,国家的阶级、社会二重性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国家伦理的全部内容,并保证国家发展历史的最终方向,国家伦理也在矛盾运动中回归到"客观善",这就构成了国家运动的全部过程。在国家的整个运动过程中,警察制度是和平年代国家运动中最活跃的部分,鲜明体现了矛盾运动的性质和特点。因此,研究国家伦理视域下警察制度的性质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人民警察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法律援助与发展权:逻辑、历史与现实的互洽

作为一项向社会弱者提供无偿法律服务的重要制度,法律援助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所普遍采行。在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定性法律援助"是一个聚讼不已的问题。伴随着法律援助从个人慈善行为向国家制度的演化,"权利论"和"责任论"成为法律援助定性讼争的主要学说。究其实质,法律援助旨在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是对形式平等的一种理性反思,与20世纪70年代勃兴的发展权具有逻辑、历史和现实的契合性。作为发展权的具体表达之一,法律援助制度的良性运行依存于主权国家。从中国语境出发,理顺法律援助工作过程中的人、财、物关系、优化国家供给与社会供给、促进法律援助向公民法定权利的进化是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的应有之义。     

论封建主义残余在当代中国的诸种面相——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30周年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深刻揭示了封建主义残余的诸种面相.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在经济生活方面、在思想文化领域方面、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表现可谓"多姿多彩".但是,邓小平在讲话中所描述的封建残余的诸多面相在现实生活中仍时隐时现,封建主义残余并未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仍然是任重道远.     

社会与国家关系思想的历史演进——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思想家们对“社会与国家”问题两千余年的探寻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社会混同国家”的传统国家主义阶段，包括古希腊人对城邦制度的思考、中世纪教权与俗权的论争、霍布斯等为君主专制的辩护等。到了近代，洛克、亚当·斯密等通过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无形之手”等理论试图说明“社会外于国家”，并据此提出限制国家权力的自由主义主张。黑格尔则是真正从学理上明确区分社会与国家的历史第一人，并推崇“国家决定社会”的理性国家观念。马克思则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把黑格尔的思想颠倒了过来，认为“社会决定国家”，并通过市民社会论和社会有机论加以论证，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正确阐明了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政权建设思想及其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政权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架构的科学构想,是在深刻批判西方现代国家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总结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形成了一个从国体到政体、民主与专政有机统一的思想体系,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政治方向和根本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决定了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政权建设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论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 --兼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模式的价值选择

社会与国家是人类创造并生存于其间的两个最基本的组织体,从法律意义上说,它们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导向.社会决定国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要方面,法治的真正基础与源泉是社会而不是国家.现代法治是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统一.在当代中国,建构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治模式是最可行亦是最有效的.目前,在法治建设中应确立私法优位理念、社会优位理念和权利优位理念.     

我国特定行业规制的法本位观探析——兼评我国《反垄断法》第七条

《反垄断法》第七条,对我国特定行业的法律规制,表面上是《反垄断法》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立法目的的体现,其背后蕴含的是＂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立法本位观交锋后的磨合,谋求＂国家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历史统一,彰显了社会本位观中传统的＂中庸＂思想,寓意深刻。     

国际私法性质与学科体系的再认识——市民社会的理论视角

国际私法的性质与学科体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运用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对法律生成进行逻辑梳理,对于界定国际私法的性质及学科体系都有重要的意义。对国际私法性质及学科体系的不同认识也反映了"国家本位"与"国际社会本位"两种不同的法治观念。我们应逐步实现从"国家本位"向"国际社会本位"的转变,以顺应全球一体化的趋势。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维度下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

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是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分析范畴。国家本位抑或社会本位都是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产物。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各有其限度,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的目标模式。此维度下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独立自主的公共舆论。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