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法说理答疑取信问题研究——法院裁判案件释法说理的正当性、路径及限度

释法说理是将法院的诉讼过程和裁判结论产生的理由向当事人与社会公众进行阐述的过程,是司法精神传达的途径,是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和实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的体现。法官释法说理应进一步扩展释法说理的范围与方式,同时把握释法说理的限度。     

检察文书说理的功能与意义

检察文书是检察院行使法定职权的重要载体，加强对检察文书的释法说理是检察改革的要求和检务公开的发展方向。我国目前检察文书的说理性由于各种原因存在欠缺。加强检察文书说理能够使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更好结合，对于提高办案质量、接受公众监督、化解社会矛盾具有重要意义。     

量刑建议中释法说理的实效不足及改进对策

量刑建议是近年来检察院强化法律监督,行使检察权的又一个重要司法改革重点,实践证明,通过量刑建议权的行使,对有效制约审判权,保障司法公正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尽管运用于司法实践时间比较短,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量刑建议的说理性及其方式方法还需进一步加强,但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已经初露端倪。     

不捕案件说理相关问题研究

不批准逮捕实质上是通过法定程序使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羁押.根据刑诉法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本文从分析不批准逮捕的情形入手,同时对不批捕案件如何进行释法说理进行阐述.     

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探索与实践

检察法律文书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所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公文。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充分、妥当，无疑会增加提高文书的质量，同时规范检察法律文书的释法说理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有利于推进促进司法改革的步伐。从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实际现状出发．阐述了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必要性，提出了规范检察法律文书释法说理的具体设想。     

加强未成年人犯罪审查批捕工作之我见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日益突出，数量急剧增加。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刑事犯罪有着低龄化的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法制教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以及从检察司法程序上、实体上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刻不容缓。本文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对如何完善审查批捕环节的未成年人犯罪办案工作机制，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批捕方式探索

近年来,有关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一项重要课题,未成年人由于年龄、智力、生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他们看问题容易片面化、世界观不成熟、不完善,其犯罪往往具有情绪性、偶然性、随意性,事后往往可以通过教育挽救而改过自新,因此如何在预防、减少、惩罚未成年人犯罪的过程中最大程度的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经引起司法部门及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倡导释法说理,有效转变执法理念 探索公开示证,切实优化执法效果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执法理念是执法行为的思想基础,也是各项检察工作推进落实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追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同志在基层调研时强调,要牢固树立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的新理念。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慕平同志在今年的全市检察长半年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在服务大局中,要注重改进监督方式,执法办案要从照搬法条向释法说理延伸。释法说理作为执法办案环节有效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性工作,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都进行了积极探索,检察系统内部各级单位也各自出台了释法说理工作规定,释法说理工作的有效开展获得了国内外各界的一致好评。然而,在实践中问题也随之而来,因当前已出台的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在实际工作中很多问题亟待统一规范和解决。现实的需要和理论、实践的缺位,使公开示证制度探索作为契合释法说理工作制度本质内涵,对工作新方式有益延伸迫切而重要。     

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权利、义务与责任不明晰,法律救济措施不明,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较差等。而西方立法经验包括：亲权与未成年人监护的分离,国家在未成年人监护中起到托底和救济的作用,以及具有明确有效的监护救济机制。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应当体现在：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监护义务和责任的内容,明确规定国家在监护中的法律地位和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监护救济制度等方面。     

论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羁押率高、超期羁押等问题较严重.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设立了检察机关对“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制度,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被告人审前羁押必要性的法律监督,切实落实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本文以上述新规定为切入,分析建立该制度的原因、效果,并结合实践对具体适用该制度提出一点建议.     

论批捕权转隶法院

检察院拥有批捕权,源于法治先贤们对批捕制度的"误解"、与苏联司法体制相一致的"巧合";检察批捕模式,经受了法学理论界长期、普遍的质疑,批捕权转隶法院的共识正在形成。侦查权转隶监察委加速了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改革,批捕权转隶法院正当其时,是落实"审判中心化"、批捕权"司法化"、消解逮捕异化、接轨国际惯例的需要。批捕权转隶法院,不会面临宪法障碍,不会弱化检察监督,也不会加重法院负担。批捕权转隶法院需要多重制度建构:以中级法院为单元,建立两级"双轨制"法庭;侦查机关申请,属地法院管辖;限缩刑事拘留、逮捕审查期限,通过听审作出裁决;拓展律师参与空间,强化逮捕审查辩护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必要性的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所尝试。而由于制度设置和理论滞后，这些尝试多数没有法律予以规范。但这一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复归社会和被害人利益恢复的制度，是未来刑事司法政策的必然选择之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和谐社会的建设有非凡的意义。     

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理由制度探析

在我国建立逮捕必要性双向说明理由制度,符合逮捕制度人权保障和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价值追求,也与无罪推定原则和比例原则的要求相符合,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当程序法律原则的要求。对逮捕必要性的实体把握需从"具有危险性"和"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足以发生社会危险性"两个方面进行考量。     

对未成年人逮捕措施的限制适用与适度适用

逮捕作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一项最严厉的强制措施，防止其过度、不当适用甚至滥用，对未成年人而言显得更为重要。     

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前科消灭制度是践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刑法谦抑性的重要内容,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是法制进步、人权保障的必然趋势。目前在我国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虽仍面临若干争议与困境,但在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下合理构建该制度有其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检察机关作为国家重要的司法部门,应在检察工作中践行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合理构建相应职权与责任,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逮捕制度改革检讨

基于无罪推定与保障人权原则,逮捕作为未决羁押处分,应当受到严格规制。我国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均对逮捕制度进行了改革。1996年修法,修正了逮捕的证据要件;2012年修法,明确了逮捕的社会危险性要件即必要性要件,确立了准诉讼化审查程序模式,并构建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证研究表明,这两次修法对逮捕适用没有产生明显影响,未能有效减少逮捕适用,过度适用逮捕的问题未获解决。根本原因是,检察机关惯于先行作出"有罪认定"进而奉行"构罪即捕",不能真正履行逮捕社会危险性即必要性要件审查义务。2018年修法,仅在逮捕条件条文中增加一款社会危险性考虑因素的规定,并无实质意义。鉴于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模式无法克服自身局限,遭遇改革瓶颈,建立法院统一审查逮捕模式从而实现逮捕审查司法化方为出路。     

加强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人推进社会主1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的通知,对裁判文书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释法说理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施逻辑和重要目标。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实践探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之社会急剧转型,我国犯罪数量也在迅速增加,虽然法律确立了检察机关具有裁量不起诉的权力,但是立法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只是一种假设。在现有的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之外增设附条件不起诉是必要的,尤其是对未成犯罪嫌疑人来讲该项制度具有教育与挽救的双重作用。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虽然已经初具框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ff六十八条规定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更是将其提升至法律这一位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制度还存在主体多样、内容模糊、证据属性不明等问题，亟需完善。本文拟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我国的立法沿革进行探索其制度内涵，提出制度完善建议。     

加强裁判文书释法说理 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与道德长期以来都是国家治理、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两把标尺。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依法治国遵循“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总方针,其中司法裁判结果对公共价值取向和公众行为模式具有示范效应,因而是依法治闰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