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个人信息保护结构研究--基于系统理论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高校大学生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基本结构，文章以系统论为主要研究视角分别对大学生个人信息的输入、运行和输出结构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此项分析旨在为我们完善高校大学生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建设，推动高校大学生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提供理论参考。     

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探究

个人信息保护是在信息化的过程中产生和日益突显的问题，在国外已经掀起个人信息保护浪潮时，我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还处于探索阶段，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与机制建设几乎为空白，文章建立在对域外个人信息保护模式的对比中，试图寻找出适合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方式，主要是立法与机构设置等方面来进行探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研究

大数据追踪和预测、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运用，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保障，同时也反映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之处，致使个人信息泄漏、非法提供、数据滥用等事件频发。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中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为切入点，推动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完善个人信息收集和处理程序，构建成熟的个人信息监管制度、加强部门之间的联系以实现个人信息共享和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综合能力，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预防性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的证立及其制度展开

在现代风险社会,司法如何通过制度架构有效预防个人信息公共安全风险是一个重要的法治命题。通过预防性司法制度应对个人信息公共安全风险,既是履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主动选择,也是因应个人信息社会公共利益风险治理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预防性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需要从现行保护模式入手,公共执法模式与传统诉讼补救模式在个人信息公共安全风险的防控上均存在明显的结构性缺陷,不能对个人信息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周延保护。为完善个人信息社会公共利益风险治理体系,总体层面应当注重从自我控制到公共治理的转变趋势,并促进保护模式从补偿性到预防性的制度延伸;具体层面需要逐步确立“高风险”的法律基准和检察机关处于诉权主体的优先顺位,以及对诉前程序、证明责任和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的具体规则进行调整或更新。     

浅谈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本文将通过对个人信息的介绍和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的现状,同时参照欧美等国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措施,提出相应的看法和意见对于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政府应当如何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必要性探析

在信息社会中,个人信息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目前在我国个人信息的管理基本处于真空状态,个人信息的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本文通过探讨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分析了个人信息的侵权现状与法律保护现状,认为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才是对个人信息最为有效的保护方式。     

人格权确权与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以个人信息权为例

《民法总则》第111条对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作出了规定,肯定了个人信息的人格利益属性,为个人信息权利保护提供了民事基本法依据.《民法总则》仅使用个别条文对各项具体人格权以及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并没有真正完成对各项具体人格权的确权.民法典应通过独立成编的人格权法,对各项具体人格权进行进一步确权;就个人信息权而言,人格权编应当在肯定其具体人格权地位的基础上,准确界定个人信息的内涵,明确合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标准,并对信用信息保护规则以及个人信息权的限制规则等作出规定.     

数字政府建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规制路径

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是建构数字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公私部门一体调整的宣示性立法模式,目前既无法为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提供足够的规则指引,也未充分满足数字政府建设的需要。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建构,不仅需要考虑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特殊性,还要兼顾数字政府在技术和治理这两个层面的革新,进而制定专门规则。风险规制模式不仅是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为一体调整模式提供理论基础。通过风险预防原则的适当运用,对个人信息权利的风险化解释与调适,风险管理、风险交流和风险评价等风险规制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合作治理、独立规制机构、技术治理、回应治理、试验规制和软法之治等风险规制策略的共同配合,建构以风险规制为导向的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是我国未来的最优选择。     

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及其规制策略

敏感个人信息因其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极端重要性,需要特别的法律保护。我国现行立法对敏感个人信息的特别保护存在制度供给不足。《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秉持对一般个人信息和敏感个人信息区别规制的立法思路,但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特别保护的规范较为简略。从我国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的实践需求及域外立法经验来看,敏感个人信息保护在"知情同意"的适用、法定处理事由的明确、技术治理的实现、损害认定的完善等方面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制度逻辑。相应地,敏感个人信息保护也应有区别于一般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规制策略。     

基于《民法典》视角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

本文通过个人信息概念与特征阐释入手,对相关定义做出解释;并从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意义以及个人信息安全缺乏保障的现实状况说明了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重要性与必要性,通过对国内外个人信息权利保护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基于《民法典》视角下个人信息民法保护措施的路径探析,以求为我国相关领域研究提供借鉴.     

浅析个人信息立法保护中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为了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需要在立法上对个人信息的范围、合理利用等概念进行清晰鉴定。同时进一步根据我国的情况,借鉴国外的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对我国个人信息的保护进行立法建构。此外,应从赔偿方式、赔偿标准、归责原则等方面对个人信息泄漏后的赔偿问题进行立法建构,以使个人信息所有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立法探析

随着信息产业的发达与互联网用户的迅猛增长,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得收集、储存、传输、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极其容易,个人信息很不安全,个人信息在信息时代面临着一系列危机。本论文通过对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立法研究,分析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立法的不足之处,最后指出我国应该加快立法,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从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基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贸易壁垒及其法律应对

信息化时代的个人信息传播渠道多样,成本低廉,导致个人信息受侵害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并且,全球化的传播渠道放大了个人信息保护不力的后果,使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成为全球性政策议题.由于存在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和管制模式的差异,不同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标准、强度等方面存在分歧,有可能使个人信息保护成为国际贸易非关税壁垒的新形式,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因此,应当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协调,通过国际磋商和政策协调实现个人信息保护的标准趋同.我国也应当加紧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规则制定和政策形成,同时加强企业监管,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减少国际贸易争端.     

试论我国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公法保护

在信息社会下,个人信息隐私权不仅受到来自私权主体的侵犯,而且因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变革,个人信息隐私权也受到来自公共部门的侵犯。因此,对个人信息隐私权进行公法保护成为一个新的课题。我国尚未有个人信息隐私权专门保护的公法文本。本文以保护个人信息隐私为基本出发点,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三国的比较考察,提出我国个人信息隐私权公法保护的初步立法建议。     

《民法典》视域下的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的重要性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凸显。《民法典》对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属性界定以及相应保护规定,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提到了一个新高度,为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依据。但是,个人信息随技术变化还有许多方面不甚明确,适应这种变化的法律要求会不断提高。在《民法典》的视域下,不仅可以看到要保护哪些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属性和实施保护的基本取向,还可以发现构建以《民法典》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将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要加快《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进程。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

个人信息保护法体系建构的基础是国家在宪法上所负有的保护义务,该义务对应着"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而不是"个人信息权"。将个人信息作为私权客体的权利保护模式,在规范逻辑、制度功能等方面存在局限;应以"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国家保护义务"框架建构个人信息的权力保护模式。在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意味着国家不仅应履行尊重私人生活、避免干预个人安宁的消极义务,还应通过积极保护,支援个人对抗个人信息处理中尊严减损的风险。基于控制"数据权力"这一侵害风险源的需要,国家一方面应避免过度侵入个人信息领域;另一方面应通过制度性保障、组织与程序保障以及侵害防止义务的体系化,营造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生态。     

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价值、基本原则及立法路径

由于传统隐私权制度的局限性,我国应建立职场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以充分保护劳动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权利.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除了具有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价值外,还有助于实现劳动者或求职者的平等权、言论自由权以及工作中的权利等.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除了应遵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原则,诸如合法、公正、必要和透明等原则外,应将比例原则确立为核心原则,在信息处理中平衡雇主合法利益和雇员隐私权利.由于劳动关系的性质以及雇主和雇员地位和实力的不平衡,知情同意原则的适用应严格限制,原则上,雇员同意不能单独作为雇主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借鉴国外尤其是欧洲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应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劳动者个人信息保护的一般条款,并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规定具体规则.同时,行政机关、工会或企业组织可发布职场个人信息处理的行为指引,企业和工会也可通过集体协议或规章制度约定或规定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有关事项.     

两岸四地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安全保护合作机制研究

个人信息跨境流动及跨境犯罪给两岸四地个人信息保护跨境合作提出了现实要求,在分析了两岸四地个人信息保护跨境合作存在法律制度差异、个人信息流动跨境合作推进不一、打击犯罪刑事司法互助机制不顺等问题,提出要通过完善法律、建立专门保护机构,理顺跨境监管合作机制、研制行业标准、举行宣传活动,建立刑事司法互助合作机构、解决法律争议、建立情报共享平台等方面推进两岸四地个人信息保护的跨境合作.     

论我国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的发展,个人信息已经不仅是公民人格利益的体现,其身上还承载着工具价值甚至是商业价值,个人信息的不当使用势必会给公民个人带来不同程度的侵害,这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格利益、基本人权,也违背了我国向信息社会迈进的伟大进程,因此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刻不容缓。然而,在我国这样一个法治社会,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不容乐观,仍旧以间接保护的方式对个人信息予以勉强的保护,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仅有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定也是作用有限。在这样一种立法现状下,本文倡议通过建立以基本法、专门性法律、刑事法律为构架,通过不同层次和功能的法律对个人信息予以不同方位的保护,以期形成系统性的个人信息法律保护体系,完善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行政罚款制度。行政罚款作为一种典型的行政处罚方式，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发挥着重要的教育与惩戒作用。然而，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罚款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行政罚款主体不明确、行政罚款金额标准不明确、缺乏行政罚款监督。为纾解上述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所存在的问题，通过明确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的主体及其权责，落实网信办统筹监督职能，明确相关职权部门的管辖权限；确立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制度的罚款金额标准与裁量基准，形成全新的、可供参考的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罚款实施细则；构建个人信息保护中行政罚款的“合规减免”规则与柔性执法规则；通过设置个人信息保护行政罚款听证程序和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中的行政罚款监督管理制度，以期在实现个人信息安全的立法目的上，保障违法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