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罪若干问题思考

本文从刑法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及其演变对行贿罪的构成进行探讨。     

论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界定

正确界定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关键在于解决不确定利益的性质和归属问题。由于不确定利益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它必须与取得的手段结合才有现实意义,因而手段对于其性质具有决定意义:当它与正当手段结合就是正当利益,当它与不正当手段结合就是不正当利益。从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关于行贿罪的三款规定的内部联系看,将不确定利益归属于不正当利益完全符合立法本意。从现实情况看,行贿案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谋取不确定利益,如果将其排除在不正当利益之外,将使行贿罪虚置,于司法实践十分有害。     

浅议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行贿与受贿是一对共生事物,二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依存关系。但长期以来,我国无论在刑法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重受贿轻行贿"的思想,究其原因有多方面,其中,行贿罪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是其根源,具体而言,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行贿罪的必备要件及由此产生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行贿罪认定过程中的一个硬伤。本文立足这一现状,从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得出结论:应当取消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限制。     

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要件

刑法第390条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行贿罪关键因素,然而如何定性“不正当利益”,并确定其判断标准,虽然司法解释有所涉及,但理论上的争议和实践中的困惑依然存在。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观点基础上,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性质及其判断标准进行了探索。     

如何界定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

对于谋取不正当利益如何认定,一直是司法理论界与实践中不断争论的问题,司法实践在办理行贿案件中趋向于保守,往往只对为谋取非法利益的案件才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行贿罪的打击,从整体上也对受贿罪的遏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本文认为依据此规定,可从实体、程序、主观及综合这四个方面去界定行贿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内涵。     

试论如何认定行贿罪的“不正当利益”

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犯罪法律构成要件之一,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已成共识。但同时,对于"不正当利益"如何界定也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界的难点问题,针对上述难题,笔者结合实践试对此问题作些论述。     

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应予取消

由于“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在导致难以界定其属性、不利于法律的统一行使、无助于对受贿罪的惩治等诸多弊端。以及利益是否正当不影响行贿行为的性质、扩大行贿罪的犯罪圈有利于打击受贿罪并符合国际立法湖流等理由，本文建议取消谊要件。     

行贿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

1997年刑法第389条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以及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行贿与受贿是共生关系,同生同灭,但长期以来,无论在刑法理论或在司法实践中都偏重于处罚受贿方,而忽略行贿方,对行贿惩处不力。这不仅源于观念上重视不够,也由于对行贿罪的司法认定有一定困难。为此,有必要探讨对行贿罪的司法认定问题。一、“不正当利益”问题在1979年刑法第185条对行贿罪的规定中,并…     

行贿罪刑事政策研究（下）

本文主要论述了我国行贿罪刑事政策的现状、问题检讨和完善等问题,以期对我国行贿罪刑事政策之重构有所助益。     

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认定疑难问题评述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行贿罪的构成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做了较为严格的解释,使得行贿罪的适用空间比较小。为严惩行贿犯罪行为,有必要对"谋取不正当利益"作出更为适宜的解释,更好地运用行贿罪打击行贿行为。     

我国行贿罪的理论冲突和立法抉择

行贿罪是贿赂犯罪中的一个重要罪名,在高压反腐的背景下,刑法学界对于行贿罪的构成要件、刑罚处罚乃至存废问题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保留行贿罪有利于严密反腐败刑法法网和对贿赂犯罪的惩治。行贿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有利于限制刑法的处罚范围,符合刑法谦抑性。行贿罪特别自首制度符合刑法“从严治吏”的旨趣。     

完善行贿罪的立法建议

一、建议取消《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行贿罪构成中的“必须以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 《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二条明确规定:“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     

论行贿罪的主观要件

行贿罪的主观要件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有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前后立法规定不尽一致。1997年刑法将行贿罪的主观要件表述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理论界对这一主观要件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存在分歧,实践中对此也理解不一,导致行贿罪在适用中很不一致。本文在回顾立法变迁的基础上,就行贿罪主观要件的内涵和外延及判断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有关行贿罪问题的思考

我国新刑法第389条第一、二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的同时对行贿罪案件也要严厉打击。因而在查处行贿案件中出现了一些热点问题，笔者拟结合司法实践对这些热点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对行贿罪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当今,受贿犯罪分子惩处了不少,但那些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犯罪分子却惩处的很少,有的仍在继续进行犯罪,严重危害着党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对于行贿分子打击不力,除了执法环境尚不尽人意、我们司法机关对行贿的认识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等因素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立法上的不完善和欠缺。本文现结合相关的工作实践,就行贿罪的几个问题发表了相关见解。     

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废

关于行贿罪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存废问题,刑法学界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较大争议。从行贿罪的立法宗旨讲,这一要件的规定有悖于立法理念;从司法实践中看,该规定严重束缚了司法实践。因此,借鉴国际立法在贿赂罪方面的立法规定,建议立法机关对我国的行贿罪立法进行改革,废除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     

论行贿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必备构罪要件,也是认定行贿罪的关键。多年来,对这一问题观点众多,司法实践至今无统一认识,颇有混乱。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点探究,以“抛砖引玉”,促进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一、关于对“不正当利益”的几种理解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罪构罪的必备要件始于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１９９７年修订刑法对此予以继承和保留。在此之前,１９８５年“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中规定,行贿罪必须以“为谋…     

浅析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界定

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要件,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界定关系着行贿罪的定罪量刑,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关于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界定也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结合"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相关规定和解释,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含义、范围意义认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旨在通过本文的研究,为刑法理论研究提供更加基础和丰富的资料,为司法实践中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提供科学的指导。     

关于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思考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是对贿赂犯罪的源头治理。行贿罪虽与受贿罪是对合犯,但在司法实践中查办的数量远远小于受贿罪,二者认定相关刑事责任时存在不同的构成要件,即是否要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差异,是导致上述情况的原因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二）》进一步明确对一些严重行贿情形加大刑事追责力度,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实践中存在的行贿惩处偏弱的问题。但在司法实务中,如何准确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存在一定困惑,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刑法设置该要件之理由亦有其他解决路径,故可探索取消行贿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同时,可从完善维权途径、准确适用法律、推行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等方面消除该要件取消带来的不利影响。     

浅析行贿罪与单位行贿罪认定

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是《刑法》贪污贿赂犯罪中两个重要的罪名,由于现代社会商事组织的多样性,对行贿主体认定也会出现一定的分歧,确定具体一个行贿行为主体成为侦查实务中首要解决的问题。而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对一个行贿认定个人行贿还是单位行贿存在诸多困惑和疑虑,亟需在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方面做出合理的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