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方法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理论成果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过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依次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新时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以人为本。     

"社会主义论战"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论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指明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进一步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较为明确地划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同时,也不切实际地认为中国在当时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认识还不够准确,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可贵的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不断寻求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正确答案,逐步改正不切实际的认识,制定出引导中国革命通向社会主义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步.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贡献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对实现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利用井冈山的政治、经济、民众基础及区域优势,“化”出了井冈山时期的和谐局面；“化”出了极具中国革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化”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化”出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他在井冈山对中国革命的探索和实践,不仅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而且还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     

试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结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和破解“中国问题”的一个长期不懈的过程。从逻辑结构上来看，这一过程蕴含着四重内涵：境遇化——现实之基，即准确判定中国所处的具体“历史方位”；现实化——视域焦点，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中国问题”；民族化——文化基质，即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以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基质的方式得以实现；大众化——实现路径，即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     

列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对东方和中国革命的指导,直接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最初的成功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占居主导地位的.同时,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及对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出现的某些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科学地认识列宁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初步探索——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标准

本文着重从中共早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水平及其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重要贡献两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标准,并据此认为尽管大多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应忽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的初步探索.     

如何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今天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入探索中发现的疑问却是不容忽视的，它们甚至可能误导一些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统而论之，而应当指出它们中的哪一个需要中国化，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化活动中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和核心内容是不同的。就中国化而言，其具体内涵体现在民族化、大众化、政治化等内容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实事求是也是“事是求实”。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重建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是构建中国的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清除所谓“官方文化”。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及启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论争错综复杂。中共党内、中共同共产国际之间、中共同非马克思主义党派之间等就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形势、性质、阶段、重心等诸多问题发生了论争。论争有力地促进了中共对国情的深入认识,成功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并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系统建构：一项思想史的考察

1937年至1945年间,毛泽东构建了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对毛泽东的理论著述进行系统考察与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本文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划分为基础理论、中层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层面。毛泽东论述了客观世界的基本性质、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阶段性、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进而提出认识活动具有过程性的重要命题,对教条主义思想发起了认识论层面的批判。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由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理论。随后,毛泽东划分了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不同阶段,将此时中共革命的性质确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革命阶段为标准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历史分期,明确规定中共革命将朝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革命阶段划分与历史分期可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一种中层理论。统一战线理论与游击战争理论则是典型的应用理论,二者分别围绕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与游击战争的战略性进行理论建构。以思想史为视角,探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内在结构,有助于在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建立对话关系,促进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南昌起义是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伟大开篇的组成部分

如何解读南昌起义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呢？我认为，可以这样认识：第一，南昌起义作为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可以视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革命道路“伟大开篇”的一个组成部分。     

简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的整合功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必然环节,其产生又是一个从观念形态向实践形态不断延伸和磨合的结果,也是一个引领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价值标准的共同认可的过程,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建设不断调适的过程,在革命中、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统领作用的过程.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整合功能.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期研究述评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期研究已然成为学界的热点问题,并取得丰硕成果.关于起点问题,有八个代表性的观点.而在具体历史进程分期方面,存在“时代主题的转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式、现代化的视角”等五种划分标准.探求特殊事件、特殊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也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通过对以上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进而服务于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工作,这才是研究的目的所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问题,存在着意见相左的三个方面的争论意见: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是一个还是两个,即除了历史起点之外,存在不存在逻辑起点；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开始于何时,判断历史起点的标准与奈件应该是什么.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何时由何人提出,不同观点的依据又是什么.本文对上述争论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说明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最新思想成果，它以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次伟大变革。深刻认识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于理解科学发展观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互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只是一个实践概念,也包含着理论的内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不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内含着实践的底蕴.从实践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体现为一个实践过程,而“中国问题”、“话语转换”以及“阶段整合”则分别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共同的实践起点、实践存在样态以及完整的实践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实践互动过程中,内含着整体性逻辑、时序性逻辑以及主体性逻辑等基本逻辑.     

实践标准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锐利武器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为适合本国情况、时代特征、人民要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运用实践标准才能正确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因为只有经过本国实践检验,才能鉴别适合本国情况的基本原理和不适合本国情况的东西,才能根据本国情况、时代特征、人民要求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正确总结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坚持实践标准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向前进,无论是邓小平创立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是江泽民、胡锦涛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的丰富发展,都是在继续运用实践标准的过程中实现的,实践标准是实现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低谷与高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的前进过程，体现了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在曲折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必然有不同程度的低谷和高峰。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这一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三个低谷”和“两个高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相继的五个历史阶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为失误，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健康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和基本经验

倡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有力的思想武器,指引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八十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一切从实际出发,以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探索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泉和活的灵魂。     

钥锦涛的马克思主义观——基于学习观视野的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胡锦涛的学习观也不例外。它内含着对“为什么学习马克思主义，怎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和回答，不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指导理念——科学发展观，而且确定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奋斗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政治保障——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还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意识形态主题——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宝贵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法，还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形成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观。     

陈独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初始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必须直面的根本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维护中共独立自主地位等诸方面,作了理论创新和开拓性实践探索,不仅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成果,更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实际相结合作出了表率,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风气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