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债政策的可持续性研究

本文首先从国债政策与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挤出效应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国债政策持续性的经济必要性,然后从国债的风险形式和数量风险角度分析了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经济可能性,最终得出必须对国债政策进行调整的结论,并提出今后我国国债政策可持续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潜在增长率”趋势

8%以下的GDP增长率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通过政策手段不遗余力地"保增长",会导致欲速而不达的结果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趋势,既有宏观经济周期因素,也反映了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周期性下行与长期减速是由不同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在认识上应该避免将两者混淆,而在应对政策上,特别要防止用刺激性手段应对长期减速趋势。     

低利率政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探微:基于利率概念评析

该文认为低利润率、低利息率是一国繁荣昌盛的标志。采取低利率政策,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但要注意区分"预期的利润率"、"均衡利率"和"名义利率"三个利率概念,深入考察政策传导机制,综合权衡各方利益,避免政策误用,使低利率政策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并减少负面影响。     

新中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与经济增长

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执行人口自由增长政策,一方面,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与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另一方面,人口的过快增长稀释了人均社会财富,也带来了资源、环境和就业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因此,进入邓小平时代,中国实行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方面减少了中国增加的人口;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开放以及人口红利等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嵌入了新马尔萨斯主义。中国沿着同时减小分母和增加了分子的第三条途径实现了人均GDP的快速增长。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随着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实行,中国人口结构出现少子化和老龄化两大主要问题,继2013年的"单独二孩"的人口政策之后,2015年实行普遍二孩的人口政策。这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必要人口政策的调整的体现。     

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转型背景下的中速增长期——2012—2013年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一、中国经济已经显现筑底企稳迹象2012年,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明显降低后,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开始转向"稳增长"。这是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变化点,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由扩张转向保持合理力度。随着政策调整,中国经济筑底企稳迹象越来越明显。     

观点

正2014年2月10日《北京日报》将新人口政策引向风险控制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发展人口控制理论,控制人口发展的诸多风险。出生缺陷风险:这是一种人口素质的发展风险。中国要追求"有质量的人口增长"和"可持续的人口发展",人口风险防范意识要增强。独生子女风险:以一胎化为内核的超低生育率风险很大。。已经有事实表明,中国正慢慢滑入更深的"超低生育率陷阱",人口发展的风险越来越大,新人口问题和社会问题将纷至沓来。人口失衡风险:包括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和老少人口比例失衡。     

论新中国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形成了自身的基本特点和逻辑.相关政策制定的经验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要坚持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发展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要清醒认识文化的双重属性,正确把握执政安全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关系、文化产业国际竞争能力与国内适应能力的关系、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市场开放的节奏与度,以及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与落实、稳定与创新的关系.总体而言,文化经济及文化产业政策宜采取渐进式的变迁路径.     

李克强总理记者会上的十大妙喻

谈宏观调控妙喻之一:我们这几年没有采取短期强刺激的政策,可以说运用政策的回旋余地还比较大,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妙喻之二:当然,我并不否认,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的压力,有多重风险,关键在于新常态下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间找到平衡点,这就使我想起中国人发明的围棋,既要谋势,又要做活,做活有两只眼。形象地讲,稳增长和调结构就是两只眼,做活了就可以谋大势,当然这需要眼光、耐力和勇气。     

把鼓励、引导和扩大民间投资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遇到了巨大困难和挑战.尽管如此,我国民营经济化挑战为机遇,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2010年是经济形势非常复杂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仍面临巨大挑战.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大力鼓励、引导和扩大民间投资,是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与动力,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取得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胜利的客观要求.要把推动民营经济发展,鼓励、引导和扩大民间投资放在突出位置,作为国家近期和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出口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问题

本文探讨了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及作用传导机制 ,并以此提出经济增长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制订思路。结合自古典经济学家以来关于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 ,本文重点考察了出口贸易与我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并进一步分析了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渠道 ,尤其是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人力资本与出口贸易的综合增长效应。本文最后具体分析了经济增长导向型的贸易政策制订     

就业优先既必要又紧迫

中国政府扩内需、保增长的措施效果虽然明显,但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为避免"无就业复苏"的危险,必须进行政策调整,采取恰当的措施促进就业。     

经济政策决策科学性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中国历史实证分析和验证

运用交叉科学原理和实证研究方法,本文分析1927-1937、1949-1957、1981-2005这三个时期经济政策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证明经济政策能否促进社会和谐首先不取决于其能否促进经济发展,而取决于它在增长与发展的过程中能否改善社会生产关系。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应该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经济政策怎样改善社会生产关系上而非单纯的经济发展结果上。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思想观上消除西方经济学的偏激影响,消除"近因效应"和"光环效应"等因素对经济政策决策的影响。     

加入WTO与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系统的改进

加入世贸以后,中国原本存在的政策制定系统方面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如政策对象、政策风险、政策成本、政策制定系统的设置、人员素质和观念等。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加大投入,提高政策制定人员的素质,优化政策制定机构的设置,提高政策制定系统的整体能力;同时,也要下大力气去优化政策环境。     

广西“组合拳”打出“三保”新局面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的持续影响,国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中央立足于当前克服困难、化解风险,着眼于长远发展、科学发展,提出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目标。广西采取有     

论我国收入结构优化的政策选择

抑制贫富分化,需要及时调整分配政策以协调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冲突。分配政策的调整与设计,一要坚持先富政策,最大限度地激励各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抑制非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二要努力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最优配置人力资源,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三要培育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逐步构建“橄榄型”的收入结构。     

中国服务业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

服务业占西方国家的GDP比重高达60%至70%,而我国到2005年仅为约40%,在未来20年中,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发展服务业将是我国首要的任务,而服务业发展的政策选择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启示

本文在回顾了传统的和新增长理论之后,讨论了公共政策是如何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的。内生增长理论重新确立了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及其实证研究总结出一套促进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如补贴教育、研究和开发、刺激物质资本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激励新思想形成等等。     

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危机后政策走向分析

中国的经济从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下滑，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低谷，从高峰到低谷共经历18个月．GDP的增长从13．4％下降到6．1％。之后，中央开始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使得中国经济开始回升，在三个季度内完成了向上回升，到2010年第一季度，GDP的增长达到10％以上．形成了一个V字型曲线。今后随着国家“保增长、扩内需”一系列政策效应的不断释放，最终经济增长会出现加快趋势。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继续调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结构，创新体制机制。     

什么样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治标又治本

为从根本上规范楼市健康发展,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理念,调控政策要寻找到控风险与稳增长的契合点,关键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市场规律的房地产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房地产调控中存在的问题。     

筑牢数字普惠金融风险防控的堤坝

筑牢数字普惠金融风险防控堤坝,要以金融法治为根,避免政策"朝令夕改";以差异化经营为魂,注重平台"特色发展";以数字技术为重,严防"监守自盗";以征信建设为本,加强"信息共享";以混业监管为措,做到"善辩真伪",从而筑牢政策风险防控、流动性风险防控、信息风险防控以及监管风险防控的堤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