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的有限法律化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我们党的治国方略,而道德和法律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我国进行和谐社会建设的当前阶段,道德法律化作为道德建设的首要方式,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同时,这种法律化又必须是有限度的,应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平衡的关系。     

论道德的有限法律化

道德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以道德的法律化作为道德建设的首要方式是必要而又可行的。同时，道德的法律化必须是有限度的。在道德与法律之间，应建立起一种互动平衡的关系。     

论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调整的两种手段 ,各自的实现方式不同 ,但最终目标一致。道德是法律的价值核心 ,法是基本道德的国家强制。但由于各自调整方式的不同 ,两者之间的转换应该有个“度” ,不能失之偏颇。道德法律化主要体现在立法方面 ,指法律要以道德为基础。     

论道德法律化之误

在道德与法律相关性问题的讨论中,流行一种法律优先理论。该理论主张法律是高于道德的更好的社会规范手段和制约机制,在当今道德滑坡日趋严重的情形下,应该走道德立法的道路,即将道德变成法律规则强制人们去遵守和执行,这就是所谓的"道德法律化"。文章通过分析道德法律化的困境,提出了法律道德化以及走向道德自律的相反主张。     

论道德义务的法律化及其限度

社会法治化是各国普遍追求的目标 ,相应地 ,道德法律化也被不少人所主张 ,即以法律的方式强制推行道德。司法实践中也往往发生以司法判决的法律手段来推行道德义务的实例。如何准确地划分道德和法律的调整范围 ,防止道德义务被盲目地法律化 ,是现代文明社会需要注意的问题。     

道德法律化:一种需要加以辨析的立法主张--从伦理、道德之别的视角分析

道德法律化作为我国法治进程中学界所持的一种立法主张,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进一步的辨析.由于作为伦理科学核心范畴的伦理和道德的区别,决定了在立法过程中伦理和道德与法律的不同关系伦理与法律之间存在着由此达彼的可能性,即伦理可以被法律化;道德和法律则根本不存在沟通的桥梁,从而道德不可能通过法的创制活动而上升为法律.     

道德法律化视角下一般救助义务之法律强制思考

一般救助义务的上位概念——救助义务,最初是以道德义务的形式出现,后来,一部分救助义务逐渐发展为法律义务,并与道德义务并存。如今理论上对能否强加行为人以一般救助义务仍存在激烈的争论,而争论的最终落脚点无疑是道德法律化这一根本问题。文章通过一般救助义务的道德归属分析,探讨一般救助义务的法律强制问题。     

道德规范法律化及其限度探析

道德法律化，是指某些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为获得国家强制力的支持而以法律的形式出现。道德规范法律化有其发生的历史合理性和规律。而道德和法律在价值上的某种同一性以及指向一致的社会调控目标等特点，也决定了道德法律化的可能性。上升为法律的道德只能是全体公民都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而那些超然于这种基本要求之上的较高层次的道德要求则不能被法律化。     

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程序化法律化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程序化法律化是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党依法执政不仅要求设置共产党与其他社会政治主体之间相互制约和影响的程序,而且还要求把这些程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实现党依法执政的程序化法律化。但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具体实际情况,还不宜制定专门的政党法。     

论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法律化

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和政府对宗教问题的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由其深刻的理论依据、历史基础和现实需要所决定的。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法律化是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法律化必须做到继续坚持依法管理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指导相结合，坚持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实践。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法律化离不开坚持与教规教义相结合来管理宗教事务。     

论行政权力正当行使的道德制约

众所周知,任何权力都需要制约,没有约束的权力则会导致权力的滥用,行政权力也是如此。目前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和完善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现代社会的行政权力正当行使不仅包括法律和制度的制约,更需要道德的制约。     

试论道德立法的价值取向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和法律的本质是相同的,它们都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现代中国的法律发展史是一种道德法律化的过程。社会主义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在于,梳理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及其功能,将求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创制的理想目标。     

新政协运动与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建构论析

新政协运动在实现协商建国的同时,也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革命向领导新中国的制度化、法律化转换。从“五一”口号提出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新政协运动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了人民政协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阶级阶层和人民团体的制度化平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全面领导,不仅确立了党的领导基本制度体系,而且成为五四宪法和现行宪法的蓝本,从而建构了不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形成于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化也历史地熔铸于新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中。     

关于党的执政地位法律化的思考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之一,是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实现依法执政。而依法执政首先需要有法可依。在宪法中以语义明确的条文规定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地位的法律化,表明了在当代政治文明条件下党执政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强化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执政地位,也有利于党更好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实现对国家的领导,有利于党处理好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道德与法律的双重约束

道德和法律是推动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调控力量，二者在社会生活中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作为道德提倡的行为有可能转化为法律要求，而作为法律要求的行为也有可能成为一种道德责任，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已成为必然趋势。道德法律化是善法产生并存在的过程，而法律道德化则意欲将法律内化为更高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引导二者合理发展会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规范。     

论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化的历史沿革——以西方国家为例

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化是指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基本的法律权利纳入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中,并加以贯彻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法律化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都经历了从一般保护到特殊保护的进程,其过程漫长而曲折.     

构建党政关系法律化、制度化的新格局

破除党对国家权力机关实施行政化的领导方式后 ,在重新认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实质及其科学含义的基础上 ,必须构建一种新型的党政关系和格局。这种新格局便是建立一套党对国家权力机关实施领导的法律程序和途径     

实行政务公开是法律化的政府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权力本质属性决定了我国政权运作的方式必须符合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宪法精神,必须体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政治要求。政务公开制度既是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必备要件,也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法治政府就是责任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是行政机关的法定权力,实行政务公开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政务公开不是政府对社会公众的一种“恩赐”,也不属于政府为人民群众“办几件实事”的范畴,而是政府的一项法定义务。义务是必须履行的,不作为或者不认真作为,均将承担法律责任。     

论道德力式微与道德治理

提升道德力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图伟业,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更关系到将"中国梦"的伟大构想化为美好现实。在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领域都折射出道德力式微的景象。市场经济衍生利益优先思维惯性的影响,多元文化激荡造成的道德选择迷惘,社会管理滞后对道德失范现象的助推,是当前中国道德力式微的根源。利益调节、社会奖罚、舆论引导、制度保障等机制是当前中国道德力提升的对策。     

法律的人化与人的法律化

人与法的关系也是一种主客体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发展就是客体主体化,即法律的人化和主体客体化,即人法律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的人化是法律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的法律化是法律发展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