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内涵界定

不同诉讼领域的非法证据有其共性 ,也有个性。行政诉讼证据多为一种复查证据 ,与民事、刑事证据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按广义与狭义层面的划分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应界定为广义的概念。根据非法证据的“非法”性不同 ,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另外 ,“毒树之果”证据 ,“警察圈套”证据 ,以及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的证据 ,在行政诉讼领域中原则上都应视为非法证据。     

非法移民问题的国际法思考

非法移民问题被称为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道难题,如何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其进行有效控制和防范对国际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本文以国际法为视角,对非法移民的概念和国际层面的危害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并在分析联合国所建立的控制非法移民的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非法移民国际立法及其实施机制的若干建议。     

浅谈我国外来非法移民问题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来非法移民问题已然日益严重,外来非法移民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诸多危害,本文将从非法移民的界定、我国非法移民的现状、产生原因、造成危害等方面进行阐述,进而提出治理我国外来非法移民问题的建议.     

美国非法移民治理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以越南非法移民问题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非法移民也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近年来我国逐渐成为非法移民的目标国,外来非法移民问题日益严峻,加强对我国入境非法移民的治理已刻不容缓.美国等移民大国在非法移民治理上的历史经验和法律政策,在实践上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我国应借鉴其非法移民治理经验及教训,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多角度完善我国的非法移民治理政策,有效打击我国外来非法移民现象.     

欧盟与美国对非法移民的治理比较

欧盟和美国是当代非法移民的主要目的地。鉴于巨大的压力,它们一贯重视非法移民的治理问题。通过对定义、甄别、堵截和遣返的比较可知,欧盟与美国既有不同点,也有相似点。不同点说明：欧盟出现危机既源于成员国权利与义务的不平衡,也因为非法移民无法得到原籍国或第三国的及时接收。不同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欧盟作为国际组织的固有缺陷和地理位置的先天劣势。两者的相似点对我国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我国应当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非法移民的法律概念;另一方面,应当在完善遣返程序的同时,丰富庇护的形式。     

论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及审查

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排除,以有别于瑕疵证据,是检察机关在审查判断证据能力中的重要问题。引入类型化审查强度的理论方法,在具体个案中选择适当的具体参数,通过对参数的考量,综合权衡侦查行为的整体违法程度,并赋予不同的审查强度,可以有效帮助我们在界定证据是否系非法证据这一核心问题的解决。     

美国非法移民的演变脉络及治理困境

美国在20世纪中期进入非法移民问题严重时期。此间,非法移民数量的边治理边增长趋势,显示出美国非法移民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即国际位差困境、治理悖论困境、措施选择困境、执法不力困境和国际合作困境。美国在未来要想走出困境,一是应发挥自已的国际地位优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建设和谐世界;二是应根据非法移民的国内链系,健全国内治理体系;三是应全面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健全阻断非法移民国际链系的治理措施。     

美国非法移民管控举措

在美国,非法移民(Illegal Immigration)是指移民进入美国的程序违反了《联邦移民法》,主要有两类:非法偷渡进入美国的人,以及那些合法入境但签证期满后仍然滞留在美国的人。美国是世界上非法移民最多的国家,非法移民业已成为美国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因素,是历届总统竞选时辩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更是把非法移民问题作为竞选的焦点。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在围绕修建边境墙、削减加民安置、家庭分离等问题进行的政策对话中,一直持强硬态度。     

我国非法移民待遣羁押制度的审视与思考

为确保非法移民强制遣返实施,我国法律规定不能立即遣返的对象应当羁押于特定场所。由于非法移民数量不断增长和治理问题的复杂化,待遣羁押措施的内涵与应用在行政执法中被进一步扩张,亟需体系性地建设待遣羁押制度,根据适用对象的构成特点,丰富待遣手段,进一步完善移交衔接和司法救济。欧盟以遣返指令为基础,指导成员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移民羁押制度,其适用范围、生效条件、执行程序等设计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可以为我国非法移民待遣羁押制度完善提供参考,尤其从中借鉴规避任意羁押、滥用羁押争议的技术处理。     

论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定罪证据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运用是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程序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深入研究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认清我国现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在运用该规则上的优势,是完善这一证据规则的当务之急。     

索债型非法拘禁罪若干问题研究

索债型非法拘禁罪是非法拘禁罪的一种特例,该罪在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既不同于一般的非法拘禁罪,也有别于绑架罪、抢劫罪。在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上应该采用单一行为说,该罪的共同犯罪形态有不同表现形式。区分此罪与绑架罪、抢劫罪时应紧扣债务的性质和行为目的,在实践中还存在着该罪与其他罪行的转化、竞合情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刍议

对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理论和司法实务界以为其阐释与实施并无太大困难,鲜有论及。笔者着重论述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特征,并对司法实践中引起争议的问题,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非法集资以及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如何区分进行了阐释,以期抛砖引玉,澄清理论难题。     

再论公务员不服从违法命令的几个问题

在总体上肯定公务员有权不服从上级违法命令的基础上 ,仍然有些问题需要探讨。比如 ,公务员服从上级命令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公务员不服从违法命令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以及公务员如何对待违法的抽象命令等问题 ,都需要进一步予以研究。     

不法原因给付及其制度构建

不法原因给付是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上一项重要的制度。文章全面论述和评析了不法原因制度的相关内容,对不法原因给付处理机制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了我国民事立法应建立完善的不法原因给付制度的具体理由和构想。     

违法转租与无权处分、不当得利

违法转租中 ,转租人能力的欠缺不构成转租合同的效力障碍 ,次承租人有权要求转租人履行其给付义务 ,不当得利返还之客体应依个别、具体的利益标准判断。     

试论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罪从1979年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中分解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新罪名。该罪的客观特征和司法认定中的“情节严重”等多个问题均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探讨,这利于深刻理解法条精义与准确适用法律。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tion Status and Drug Use

The immigration–crime connection has been the basis for numerous immigration policy decisions. However, there are theoretical argument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both for and against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crime. Moreover, much of this research has failed to focus specifically on illegal immigrants. The current study examines drug use patterns among 3,050 recently booked arrestees in Maricopa County, Arizona, from April 2007 to September 2008.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authors isolate the effects of immigration status on several types of drug use while controlling for relevant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al characteristics. Findings show that illegal immigrants are generally less likely to use drugs when compared to US citizens, with the exception of powder cocaine use.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study's implications for the larger body of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and crime, as well for immigration and enforcement policy and practice.     

刑法规制非法集资限度问题研究

从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和集资参与人的积极促成这两个非法集资的主要成因来看,我们对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明显“过度”了。因此,亟需合理确定刑法规制非法集资的限度。鉴于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只有对这两个犯罪的适用进行合理限定,才能把握好刑法规制非法集资之限度,也才能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化预留空间。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现状及构想

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是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刑事非法证据如何抉择,关系到实 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利益冲突的权衡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 现。建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困境与出路——以非法言词证据为中心

鉴于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正当性,这也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重要内容。但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定位模糊,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被告人滥用诉权,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缺乏监督等。因此,检察机关应当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推动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的完善。具体而言,检察机关应当采取建立检察官排除非法证据的激励机制,扩展其发现非法证据的渠道,完善预案机制等措施,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