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主义法治理念

资本主义法治理念的建构具有承接传统、奉信自由、着眼世界市场和产权利益的总体背景特征。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历经早期自由竞争法治、中期社会福利法治和晚期全球连带法治的演化进程,形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治国理念,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治国理念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宪政法治国理念三种模式。无论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处于何种阶段,遵循何种模式,它都难以摆脱历史匡定的局限,其自身的固有顽症与合法性危机充分表明,它只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初级形态。     

浅论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制化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第一次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方略。要实现法治国家，其前提是宪政，而宪政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国家权力的法律限制，要建立有限的、负责的政府，防止专横的、滥用职权的和绝对的统治。我国宪法从组织、职权及活动原则等方面，对行政行为作了最高法律形式上的规定，从而为政府行政行为的法制     

依法行政的历史步伐

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经说过,建设一个政府,最难之处在于它首先必须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还必须能够控制政府自身。实现对被统治者的控制,有权力就够了,但要实现对政府自身的控制,则必须要有法治。失去法律的权威与约束,权力就会恣意妄为。因而,我们说在现代国家中,法治是区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依法行政原本就是法治的应有之意,甚至可以说是法治的核心内容。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界标是党在十五大上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而后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这一治国方略…     

依宪治国:宪法信仰的多维培植

正依宪治国:从宪法信仰奠基依宪治国与宪法信仰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宪法信仰是依宪治国的前提和基础。要依宪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建立起公众普遍的宪法信仰,如果没有宪法信仰,宪法无法发挥应有的权威治理作用,依宪治国乃至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据此,依宪治国必须从培植宪法信仰入手:     

行政价值取向的回归--论以德治国思想中的行政观念

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德”治国方略。我们倡导德治,并非排斥法治。德治与法治可以一起为我们所用,以建立一种“有张有弛”的治国风范。行政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以“德”治国在行政工作中实施更为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加强行政工作中的以“德”教化,提高公务员的道德水准,改进实际工作方式,进而达到一种既有法制又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行政观。     

对法治和人治的再认识

从古至今,法治与人治之争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古代,统治者利用人治思想统治中国数千年,如今的中国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追求自由、平等的统治秩序必然需要法治,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治、法治有各自的优缺点,应当辩证地看待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法治视野下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论略

法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是当今世界各国执政者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时俱进的重大进步,也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建设法治政府、加强对权力的监督、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是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的基本途径。     

论法治思维的基点及其基本准则

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维模式,其逻辑起点是治理活动(包括公权力的运行和广大民众的守法),它具有治理、合法、公平正义与责任等特征。我国当代的法治思维,应立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基点上进行,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引,并应遵循党的思想路线这一基本准则。只有这样,法治思维才有可能不偏离方向,才能得出正确的思维结果,才能更好地为实现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目标服务。     

论德治与法治的良性互动及其实现条件

实现德治与法治间的良性互动,是贯彻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举思想的关键。德治能够推动法治,但运用不好也会干扰法治,所以必须遵循其自身规律。目前我们国家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是进一步推进行业的自律。法治对德治具有能动作用,改革就是要通过法治来催生新的道德规范。当前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主要是本身的机制尚不健全。要推动法治文化的建设,必须通过有效途径把法治的理念转化为人们内心的道德力量。     

建设法治型执政党的几个关键问题探究

自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基本治国方略以来,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进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党的十六大则进一步提出依法执政的理念,十七大又提出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由革命政党经过制度政党迈向法治政党是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心环节.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古代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及启示

儒家坚持以“礼”的基本精神——“亲亲”、“尊尊”为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法家提倡法治,强调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强调法的权威性和约束力。经过历代儒家学者与统治阶层的不断补充和发展,礼法结合成为西汉以降历代王朝的治国之道,这种独具特色的治国理念,为我们今天正确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走出道德全能主义和法治万能主义的误区,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可资借鉴的资源。     

习近平法治思维新突破与新特征

正以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首先,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意味着法律是最高权威理念的确立。在我国,党大还是法大,在部分人群中一直存在误区。部分人认为,宪法规定党领导国家和人民,所以党要大于法律,否则无法实现真正的领导。其实在我国,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党的政策经过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后,依法办事就是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所以树立法律     

论法治理性及其功能

法治理性是"法治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合规律、合目的、合真理,构成法治理性质的规定性和现实价值。法治理性的基本要义重在五个方面:一是宪法、法律至上。宪法和法律必须在事实上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威、绝对权威。二是以法治替代人治。法治永远优于人治。在公正的法治社会,法律不是工具而是"法之统治"。三是以人民权利制约政治权力。人民是法治的主体,政治权力则为法治的客体,它必须接受体现人民公意的法的统治和约束。四是以契约自由驱逐天然自由。以规则取代无序,以简约取代复杂,以理性约束行为。五是以法治文化建构公平正义。全社会信仰法治、推进司法正义、法治成为公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构成法治文化的重要指向。     

儒家德治思想再析

本文从治国方略的角度 ,概述了儒家“德治”治国方略的提出、形成和发展过程 ,介绍了孔丘、孟轲、朱熹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贡献 ,论述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实践。本文认为 ,封建国家的统治者长期运用的是“儒表法里” ,即表面上着重讲儒家的德治 ,而实际上仍然采用了部分法家的“法治”思想 ,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某种程度上的“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对儒家“以德治国”这个概念必须具体分析 ,不可简单地肯定 ,也不可一概否定。分析治国方略的是非 ,当然必须联系国家的本质、类型。但各种国家有其共同的基本特征 ,因而治理国家也就有某些共同的规律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应是治理国家规律的一个方面的体现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这一理论的提出 ,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一个发展。     

法治 法治的边界 法治的遗补

依法治国既是一种现代治国理念,也是一种现代政治文明,它在现代世界各国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秩序、规范和保障作用。但同时,法治也不是万能的,它有着自己的缺陷和治理边界。以德治国强调国家治理中道德的约束、感化和自醒作用,是现代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法治和德治各有自己的局限和治理范围。而法治和德治结合,不仅是治国方略上的“两手抓”,体现了治国哲学中的“两点论”和辩证法,也是对现实人类治理困境的新突破。     

法治治安：法治国家视野中的治安管理

法治治安是指以人民大众为主导,以公安机关的治安管理活动为对象,以法律为依据,以实现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为目的的治理方法、过程和目标,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体现。法治治安的构成要素由形式要素、理念要素、价值要素、制度要素和组织要素五部分组成。形式要素的核心为治安法律之完备,理念要素的核心为法律至上,价值要素的核心为人权保障,制度要素的核心为权力制约,组织要素的核心为警察专业化。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民主法治理念解读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当代践行民主法治国家的理性选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与宪政中的民主法治理念具有天然的契合性。该制度的建立必须依托于民主法治的理念,在民主法治的维度内展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法治政府具有积极意义,但在贯彻民主法治理念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几个基本问题

十五大召开之前,我国的党和政府的文件一直使用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未使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改变了以前使用“法制国家”的做法,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它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治国方略发生了巨大变革。要真正认识中央这次把“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的意义,必须对法制、人治以及法治的基本内涵和原理有个正确的把握。     

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法理阐释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首要原则。从法治理论的角度深入阐释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要义,可以明确法治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根本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统一。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应当时刻把党的建设摆在首位,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只有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的全过程与各方面,才能确保法治落地并深入民心。更进一步说,将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相互衔接,以双轨制的规范体系作为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基底,是诠释其法理正当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