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务员法》第54条的解读和思考

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对公务员服从明显违法的上级决定或者命令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做了明确规定。本文对《公务员法》第54条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尚需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合宪性推定与违宪审查的神学起源——以15至18世纪基督教良心的双重义务为视角

合宪性推定与违宪审查密切相关,二者均源于圣经所确立的两个不同的良心义务,即服从人法的外在义务与服从上帝法的内在义务.圣经中个人良心被视为上帝植入人心中用以感知上帝法并接受上帝命令的接收器.因此,当人法与个人良心冲突时,要选择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15至18世纪期间,加尔文与英国神学家和法学家相继将良心的这两个义务发展成为服从人法与抵制人法的义务,继而分别成为合宪性推定与违宪审查的神学起源.     

论公务员的抵制权

《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在执行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时,可以提出意见或者不服从,确立了公务员的抵制权,并从而建立了执行异议制度和不服从制度。这对于保护公务员合法权益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其规定的这两种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证券法中适当性义务的解释论——以《证券法》第88条为中心

新《证券法》第88条规定了证券公司的了解义务、说明义务、匹配义务。但是，第88条的规则内容庞大、体系复杂，如果没有明确的适用标准对于其功能发挥而言将会产生巨大的障碍。该条应当定位于保护投资者利益，其功能中所具有的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的功能应当服从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要求。并在此前提下，将了解义务作为说明义务与匹配义务的前提，将说明义务与匹配义务作为两个互相独立的义务，从而构筑起清晰的适用标准，使第88条真正成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利剑。     

公务员忠诚义务的若干问题研究——对《公务员法》第12条的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12条规定了公务员的忠诚义务。公务员忠诚义务兼具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属性,是一种制度性的忠诚,约束公务员的一切与职务相关的行为。公务员违反忠诚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应予以追究道义、行政和法律上的责任。     

论公务员的服从及其责任——对《公务员法》第54条的检视与批判

《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对不同类型的上级命令享有不同程度的抵抗权,承担不同程度的个人责任。这样既可以保证行政效率,确保上级命令能够通过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得到有效的实现;又可以促使公务员理性而审慎地使用手中的判断权。但是第54条在客观违法性和主观有责性上都存在一些制度疏漏,导致公务员无法清晰地判断可能发生的法律后果。于是,应当从违法性和有责性两方面,对于公务员责任构成要件进行体系化、分层式的研究。     

作证抑或保密: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

当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08条规定了公民的作证义务,而现行《律师法》第38条又规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两者在法律适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如何在作证义务与保密义务之间求得平衡成为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律师作证义务与律师保密义务冲突的解决之道有赖于对律师制度的正确理解和对刑事诉讼价值的综合考量。     

作证抑或保密: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简

当现行《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108条规定了公民的作证义务，而现行《律师法》第38条又规定了律师的保密义务，两者在法律适用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如何在作证义务与保密义务之间求得平衡成为律师执业中的两难选择。律师作证义务与律师保密义务冲突的解决之道有赖于对律师制度的正确理解和对刑事诉讼价值的综合考量。     

重读义务——兼析《合同法》第186条

本文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86条两款内容区别的理解 ,对存在于道德的义务和法律的义务以及道德权利和法律的权利进行了思想渊源上的分析和梳理 ,确认该条款的意义之所在。     

浅析《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

依《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国公民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人民遵守这一宪法义务的前提是法律为公民设定的义务必须是根据公民基本义务能够推定出来的义务,并且是有利于整个国家和全体公民福祉的义务。本文基于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这一缺陷和司法实践的现实,提出对第一条款进行适当修改,以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权益。     

公法意义上的知情权解读

知情权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由于译介和立场的缘故,对知情权概念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认为知情权首先应当是公法意义上的知情权,其权利主体的范围不仅包括公民.也包括法人、社会团体等;除行政机关外,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享有一定公权力的国有企业单位也是知情权义务主体不可缺少的部分;知情权是一项独立的接近国家的权利,但尚不能称为基本权利.     

配偶权、忠实义务与隐私权保护——承认配偶权前提下的分析

隐私权是一种具体的人格权,是绝对权,配偶权是一种身份权利,是相对权,其权利内涵不包含忠实义务,法律对配偶权的救济只能是禁止一方把意志强加于另一方.因此,不能以侵犯配偶权为由否认侵权人的隐私权,不能以侵权人违背了道德准则而否认其应受隐私权保护.法律可以对婚外性行为予以调整,但配偶权的设置并不能完成这一任务.     

论保险人调查义务

我国保险法中缺少保险人调查义务的规定,增定保险人的调查义务具有立法层面的合理性和司法实践的必要性,对于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保险合同的目的、减少合同纠纷、促进保险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在保险法律中对调查义务相关问题予以明确,弥补我国保险法规范的空缺,促进保险法律制度的完善。     

法律视角下农业企业与农户间的关系探析

我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应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连接二者利益关系的行为具有民事法律性,但基层政府意志的渗透和交易主体地位事实不对等等因素,使这种一般属性的民事法律行为具有了特殊性。据此,从农户、农业龙头企业和政府三个层面分析各自的权义结构,致力于权利、义务的较优分配与组合,可以获得最优的履约承诺和信任,实现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良性有序发展。     

论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一种体系化取向的民法学思考

近代民法以公平观念为基础建构了不当得利制度.但不能用公平观念支配不当得利制度的适用.不当得利制度的内在功能为取除受益人无法律上原因而获得的利益,其出发点为受益人是否受有利益,而受益人是否有故意或过失对不当得利的构成没有影响;该制度的外在功能为克服成文法的局限性,体现矫正正义.     

论罗马法债之概念的权利化改造

伴随着罗马法后期诉讼制度的转变和随后的基督教的兴起,权利概念最终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形成,并在个人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开始了对罗马法概念体系的权利化改造。罗马法上的分配之债和救济之债,遵循着不同的理路和逻辑,脱离了罗马法上的无体物和诉因的地位,被改造成现代法上独立于物权和诉权的债权概念。这一权利化改造的历史,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今日时兴之债权乃至权利概念的思想背景和技术内涵、债权与物权以及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区分关系,从而正确把握现代法的精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自杀问题的国家立场

国家对自杀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目前自杀行为属于法的评价空白领域。对于自杀行为应该如何定性，能否将其权利化，这涉及到个人的自我决定权、国家保护生命的义务、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乃至道德伦理之间的关系。从国家的立场出发，不应将自杀界定为一种权利或者自由，也不属于个人的自我决定权的范畴。自杀有其社会成因和社会危害，国家应有所作为，努力防止自杀，履行自己对于生命权的保护义务。     

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

权利的概念、要件、类别和根据,是研究权利所要把握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权利的分析理论、价值理论和社会理论。权利的分析理论主要包括霍菲尔德的学说以及要求论与资格论、利益论与意志论之间的论辩。权利的价值理论主要包括关于权利的重要性、权利限制以及权利衡量等问题的若干学说。     

论我国多数人之债的完善——以不可分之债与连带之债的区别为中心

不可分之债是从债的标的（给付）的角度对债的一种观察，连带之债却是从债的主体关系的角度对债的另一种观察，它们在划分标准、形成原因、功能目的、损害赔偿之债的性质、可继承性、整体履行的原因及方式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我国《民法通则》不当地将不可分之债并入到连带之债，只规定了按份之债和连带之债，与传统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民法典的立法模式相悖，因而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再增加可分之债和不可分之债这一分类，以填补法律的漏洞，从而明确地区别不可分之债和连带之债。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研究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政府之下政府行政系统的责任越来越突出,“责任政府”概念也成了政治学、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解释相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在责任政府这一现代理论的指导下,行政主体对公民、社会、国家承担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行政法治以及行政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之相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基本范畴就成了近年来各国行政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行政主体应具有推行宪法和法律,接受立法和司法监督,改善社会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使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接轨等宪法义务;具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利益和保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承担赔偿责任等行政法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