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间调解组织之重构

一、重构之必要性。法院属一种严格的制度性存在。正是这种严格的制度性存在决定了司法所输出的正义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正义、程序正义。程序固有其价值,然而凡物“有一利必有一弊”,司法在追求程序正义的同时所伤及的往往是实质正义。民间自治自决式的纠纷解决方式所侧重的实质正义,然而由于自治而不能自足。自治如被强调至绝对程度会出现社会松散和解体的趋势,导致国家难以及于社会,使“上下二层皮”、“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政治、经济领域内的怪圈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挥之不去。域外诸国应对这一难题的措施是二者的相互独立与融合。一方面在保持诉讼程序的传统风格,维持诉讼程序的严格形式理性同时,将以实质理性为特征的调解、仲裁引入法院,使调解、仲裁过程中的交易行为获得司法     

人民调解制度发展研究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深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的法律制度,是我国人民独创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被誉为"东方一枝花",是曾经的"东方经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人民调解制度也经历了勃兴、发展壮大、日益势微再到改革创新的历史过程。一、     

公证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问题探讨

人民调解制度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能够快捷、方便、低成本的解决纠纷．长期以来一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伴随着我国《人民调解法》的实施以及《关于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人民“大调解”格局已基本建立。为了使人民调解制度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克服调解协议缺乏法律保护的弊病．我国建立了人民法院司法确认制度。但笔者认为．通过公证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效力更加有利于人民调解制度的长远发展．     

从ADR的角度浅谈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

本文从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重要性入手,阐明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及基本方向:即向司法ADR转化并尝试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衔接,进而提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建设性意见。旨在于克服现行司法中的弊端,重构一个符合现实需要的低成本、高效率、能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解决争议、化解当事人之间矛盾的调解体制。     

“诉调对接”实务问题分析与规制

"诉调对接"是通过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互衔接,相互结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并做到优势互补,促使矛盾纠纷得以科学、合理、方便、快捷的化解,从而推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法院与ADR关系重构——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

随着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对司法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构建并疏通一套完善的ADR纠纷解决机制并使之与法院司法制度相辅相成十分必要。因此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角度重构法院与ADR的关系,在ADR化解纠纷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法     

人民调解工作的创新发展

5月20日,司法部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全国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学习推广石家庄市人民调解工作经验。石家庄市司法局介绍了他们抓住机遇、奋发有为,开创人民调解工作新局面的经验做法。此前,石家庄市人民调解工作就引起新华社记者关注,撰写了石家庄市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创新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受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国务委员周永康同志的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石家庄民调工作经验应当推广。”     

德国ADR制度发展述评

作为欧洲大陆最富有理性的国家,德国的诉讼程序、司法制度乃至整个纠纷解决机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建构而成的。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德国,既没有出现明显的诉讼爆炸,也没有形成司法ADR的热潮。然而,近年来诉讼案件的迅猛增长仍然使得德国的法院系统不堪重负。为此,德国通过数次     

我国行政性ADR之价值界定与实践

随着法制发展和诉讼高潮的到来,司法程序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一种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更符合社会和法治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本文通过探讨行政性ADR的内涵、特点及国外发展状况,分析其价值基础与基本原则,并提出我国ADR实施方式中的对策性完善建议。     

人民调解应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加大步伐

笔者着重讲讲调解制度。人民调解是中国的传统,现在成了明日黄花。很多学者大量借鉴宣传外国的ADR,但外国的做法其实借鉴了中国的调解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调解组织曾经遍布全国各地,人民调解员曾达到790多万人,解决了大量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但随着改革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调解所处的人情社会已逐步瓦解。     

关于中国构建和完善ADR的建议

作为一种传统的、权威的纠纷解决,诉讼由于其昂贵的花费、繁琐的程序、时间的延迟等缺陷,对于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它越来越不能满足成员的需要,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ADR得到蓬勃的发展。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也发展了我国特色的ADR模式,随着国家法制的不断建设,我国与世界当代的优秀法律模式不断接轨,但依然存在很缺陷,在现有的发展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ADR视野下私人调解的程序和效力——以美国JAMS公司为例

美国调解制度兴起、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以及其被广泛运用到纠纷解决的各个环节和领域的程度令人称叹.无论庭内的案件管理程序,还是庭外的私人调解机构,都充分展现出了美国调解制度在解决民事纠纷方面的强大作用.对美国最大的私人调解公司-JAMS公司的性质及其调解方式、调解程序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方面的考察和分析,可以使我们获得对中国民间调解制度如何发展的某种启发,比如建立退休法官调解制度;发展民间调解,建立私人调解制度;赋予民同调解协议效力,保障调解协议的实施等.     

走出积案的困境——论人民调解制度前置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案件逐年递增,积案的压力迫使法官们常年处于超负荷运转的困境之中。与此相反,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调解制度却倍受冷落,人民调解员几乎无案可办。其成因是很复杂的。笔者认为,有条件地实行人民调解制度前置,才能充分地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纠纷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物,和谐社会是一个纠纷能及时、有效、妥善地解决并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社会,因此,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运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当前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进行评析,针对主要问题,在现有制度运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以诉讼解决为最终手段,以民间调解为基础、以行政调解、仲裁等其他方式为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大调解视野中的审判

纵观世界,当代调解制度有两个发展模式:一是在现代法治基础上的创设的调解制度,这一调解模式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发轫,继而于80年代延伸到澳大利亚和英国,90年代又拓展到了欧洲大部分大陆法国家和南非等国;第二种发展模式在对传统调解制度的局     

论医疗纠纷ADR机制之构建

文章参照美、德、日三个发达国家的非诉讼解决纠纷制度,采用比较的方法,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医疗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对完善医疗纠纷协商机制、引入第三方介入医疗纠纷的调解机制及加快我国医事立法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此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德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发展与启示

上世纪70年代以来,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调解作为其中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各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典型代表,不仅拥有一套高效严密的法院审判体系,而且其民事调解制度也独具特色。本文在对德国民事调解制度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调解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对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人民调解制度提出建议。     

美国纠纷解决替代机制的新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纠纷解决替代机制又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普遍采用的英文缩写是ADR)起源于美国，是对诉讼之外的一系列纠纷解决程序的统称，主要包括协商、调解和仲裁三种基本类型。如今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的面临着诉讼数量激增、诉讼费用居高不下、诉讼程序一再     

我国ADR的法律构建

社会的多元化、司法的局限性使得ADR成为纠纷解决与司法资源利用上的平衡点,它已普遍为各国所接受和使用,其合法性和先进性毋庸置疑。我国实施ADR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然而我国目前的ADR现状还存在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ADR的法律构架。     

《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调解制度的新发展

<正>2019年8月,我国作为首批缔约方签署了《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简称《新加坡调解公约》)。首批签约国包括中国、美国、印度、韩国等46个国家,截至2019年9月,签署国已达51个。长期以来,与诉讼和仲裁一起,调解一直作为主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但是,与前者相比,调解所产生的和解协议性质上仅仅属于合同契约,缺乏强制执行力,这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