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人情看中国的熟人社会和市民社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而人情是熟人社会最大的特点。中国今天正在进行法治建设进程,法治社会是典型的市民社会。那么中国社会该如何看待和协调人情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本文从人情关系出发,讨论了中国熟人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一系列关系和价值分析,并试图为中国的市民社会建设指引一条途径。     

浅议民事权利在我国的实现

在中国＂个人权利＂传统是几乎没有的,而这却是民法精神的内核,很显然没有个人的权利自主性,就无法形成社会整体的自主性和行动性,也就不会产生象西方国家那样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正的博弈规则。     

畸形人情消费之祸

中国是礼仪之邦，也是人情社会，正常的礼尚往来，必要的迎送接待，本在情理之中。但问题是，这些年来，“人情消费”过于泛滥，大有变味之势。许多“人情消费”失去淳朴的感情支撑，异化为金钱游戏、势利攀比、权钱交易，     

法律自修大学——第二讲 法和道德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持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就需要有一定的行为规则.为了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在阶级社会里,最主要的就是法,此外还有道德、宗教、社会团体的规章制度等,而法和道德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普遍.     

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以一个民事案件为例的法社会学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个人都处在社会关系之中。法治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内涵，在近几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现代化的法制在中国是由西方植入的，并不是来源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验，而且在中国的法律实践过程中，常常会看到“人情关系”的出现。而”人情关系”会影响到法律的客观性和执法的公信度。本文首先通过一个案例展示了法律实践中的“人情关系”的具体体现，随后分析了中国法律制度与“人情社会”的特征。     

“人情社会”中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处理方式探讨

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何种关系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和效果,建立一种专业的服务关系是社会工作服务中所必须的,然而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中,由于特殊的过去和案主特殊的需要,社会工作者在于案主建立关系时容易产生"多重关系"的伦理困境。本文从人情社会与社会工作伦理对建立关系的需求的对比出发,探讨在现代中国社会,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与案主建立合适的专业关系。     

论熟人社会的人情

人情是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具有重要功能。随着现代性的侵蚀,农村人情普遍出现了异化。人情异化的程度与方式与村庄社会结构有密切关系——原子化程度高的中部农村,人情异化最为迅速。人情异化表现出来的是人情的繁荣,但当人情被榨取性利用之后,剩下的只是名实分离的人情空壳,人情循环中断,村民之间基本的人际互动难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失去了润滑剂,农村熟人社会甚至会因此解体。这是目前中国农村和农民难以承受之重。     

领导干部要过好“人情关”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正常的人情是必要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尤其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更重感情。长辈、师长间有培育之情；父母、兄弟、子女间有血缘之情；同事、部属、战友问有亲近之情。领导干部作为社会大家庭的一名成员，也有自己的人情。由于领导干部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能够主宰一些人的命运，有些人会打着“正常人情”的幌子，利用领导干部易被感情溶化的弱点，把领导干部拉“下水”。     

民政部：严查＂人情保＂、＂关系保＂

民政部下发《开展社会救助专项整治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活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根据方案，6月上旬到9月底民政部门将开展“人情保”、“错保”专项整治活动，重点对本地区群众反映强烈的“人情保”、“关系保”以及媒体曝光的案件进行集中查处。     

传统文化心理视域下现代中国腐败生成的机理分析

受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在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中个人与群体是高度契合的,并形成相互浸润和难以割舍的关系,这就使得在我国的人际交往关系中呈现出宗法家族制、人情面子等特点。建立在以家庭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系社会与权力的结合滋生了权力的腐败。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元主义

法律社会学派认为法是由一组规范人们行为的规则构成的,不但包括国家法,还包括日常生活规则等等行为规范,即认为法律是多元的;同时认为法律是在人们法律观念支配下实施的社会行为,即认为法律是行动中的法。本文试图以法律社会学派理论为指导,从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过程来分析中国传统法律的多元化现象实质。一、多元的法概念中国古代法观念包括“人情”、“天理”、“国法”三个部分。其中人情乃人之常情。天理乃“伦理纲常”。国法,即当权者制定的法律条文。在这三者中,以人情最重要,天理次之,国法排在最后。只有情理法结合起来,…     

县域社会违建执法的组织形态与治理绩效辨析

县域社会违建执法需要一定的组织载体,但在不同农村类型中,体制层面执法资源配置不均和社会层面违建个体情境差异共同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执法组织,并产生不同治理绩效。在城中村,正式化执法组织具备常规执法权且执法密度大,虽能够强化执法效果,但在执法过程中始终存在政府与征拆居民的利益博弈;在城郊村,正式化与半正式化相结合的执法组织有助于强化政府执法力量和权威,但受信息制约和人情关系影响容易产生灰色利益空间,进而侵蚀执法目标;在远郊村,半正式化执法组织本身没有专业执法权,政府常在一定时期内通过组织动员手段来补强执法力量,但执法绩效具有不稳定性。三类农村违建执法组织的治理绩效差异,反映出国家法律在县域城乡社会落地的非均质性。     

公证投诉处理中的“孤岛效应”

公证当事人冒名顶替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作虚伪的陈述骗取公证书而达到非法目的事情屡屡发生。使很多公证投诉处理案件成为社会焦点，从对这些诸多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来看，公证机构显得越来越被动和孤立无援，陷入了自己为自己构建的孤岛之中。公证机构及公证员，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不顾及社会多方利益协调和博弈，在自己自认为合法、合理的规则中处理投诉，但又往往不能取得理想效果的现象，我想称之为一种经济学上的现象，即“孤岛现象”或“孤岛效应”。     

构建法治文化的探析

我国传统上缺乏法治文化,儒家忠孝等级伦理和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无法为现代化的中国提供制度支撑和文化底蕴.法治文化构建应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大繁荣的重要内容,是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法治文化构建面临诸多障碍,如传统文化中的法治因素薄弱,熟人社会与人情关系阻滞法治文化生成,社会生活中法律权威尚未形成等.因此构建法治文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守法是法治文化构建的关键；第二,法律规则成为社会生活准则是基础；第三,法治精神成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是归宿.     

建设和谐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制度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来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制度也是桌一领域的制度体系，如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拥有完善的各项制度，而制度建设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笔者从法律制度、司法体制、行政及公共经济方面的制度或体制入手，分析了建设和谐制度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及重要意义，提出了一些思考和建议。     

浅析船货利益博弈——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

随着时代的变迁、航海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国际贸易不断发达,以往的国际海运公约在调整船货双方利益的制度设计上,显然已不再适应当今的航运实践活动了。正是由于实践的推动,国际社会为了努力统一国际货物运输法,因此《鹿特丹规则》应运而生。本文简单的分析了船货利益博弈的表现,以及船货博弈对我国的影响,通过简单的介绍以及浅析《鹿特丹规则》,我国应该慎重看待和考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认识是否接纳《鹿特丹规则》。     

论乡土社会的解纷规则及其优化配置

在乡土社会,人们依据各式各样的规则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制定法和习惯法、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潜规则皆是被选择的对象。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表明:如果将一切乡土冲突都强行纳入制定法的统辖范围,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为了在乡土社会推行现代法治的同时不致破坏其秩序,就必须实现解纷规则的优化配置。     

人民如何司法：人民司法的政治哲学反思

“人民司法”最大的政治难题在于如何使之真正成为“人民的司法”。按照“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理论命题，“人民如何司法”的问题可以被转换为“如何建构理性司法公共参与机制”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临时的权力参与者，为了避免在历时性的重复博弈中遭受不可预期的不利，最好的“自利”行为恰恰是在自己有权参与的一次性博弈中做出“利他”行为，即“维护正义”。如果“正义”亦恰恰是人民所期许之司法，那么，一个能够解开“谁来监督监督者”之权力死结的政治负责制也就呼之欲出了。     

重塑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文化

从种种“中国式求人”的现象中，不难看出中国的社会运行成本很高，这与社会交往中的良性规则文化缺失有关。观察国人的社会生活，往往是一幅令人费解的图景：人们花费很大力气构建起一套契合法治的显性规则，但在交往中却又弃之不用，仍旧采取古老社会遗传下来且经过利益固化的潜规则。破解“中国式求人”困境，必须深入到社会肌理反思规则文化的异化，从中重新培育尊重良性规则的社会交往习性。     

社会规则论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 ,有其共同的发展目标 ,因此也必须有共同的规则 ,以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社会规则中以道德规则、管理规则和法律规则最为主要 ,而且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任何偏废均对社会发展产生不可弥补的损失。社会规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深化改革和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环境下 ,我们应当注意社会规则发展的趋势 ,继续完善管理规则和法律规则 ,弥补道德规则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