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若干问题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中应该以行政诉讼为前提。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发生具体行政行为引发的民事争议。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常将之一并审理和判决,建议尽快在立法上将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加以确立和完善。     

有权利就应当有救济——兼论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和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方式改革

问题的提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发生当事人因相邻关系、房屋买卖、拆迁安置、土地征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法律关系而同时引起或先后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等相互交叉重叠的案件。但由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诉讼领域,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如何审理或衔接相互交叉重叠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至今也没有一个十分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再加上少数法院及其法官在基本素质、审判水平或司法理念等方面存在的“偏差”,致使当事人遭遇这类案件就会“没完没了”的背上诉累包袱,甚至还将面临因司法…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之难以逾越的障碍

<正>作为行政与民事争议交织的典型案件,“焦作房产纠纷案”引发起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作何改进的争论:主流观点是:行政诉讼法中应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文试质疑这一主流观点,并对此种类型案件的解决开发出除附带诉讼模式外的多种解决途径。一、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可行与否的关键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是否可行,关键不在于行政庭能否审理民事案件,因为即使行政庭可以审理民事案件,行政庭运用何种程序对诉讼进行审理仍未明确,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行政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问题研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于其特殊的性质使它既不同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又有差别。在共同犯罪案件附带民事诉讼中,对于各共犯对赔偿数额承担何种责任,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案件在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中如何确定被告人,对赔偿数额是否可以要求另案共犯一同承担等问题,由于立法的缺失在司法实务中经常产生争议。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探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型,行政权介入民事行为从而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进行直接调整的现象逐渐增多,如何妥善处理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织的情形便成为当前的一个热点。为此,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设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1〕实践中也出现了这方面的案例。〔2〕不过,任何一种新的制度能够得到确立,不仅需要考察是否能够有效地满足实践的需求,同时还要充分考量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具体到行政附带民事诉     

浅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局限性

2006年末,北京小贩刺死城管案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法院最后判决被告人崔英杰死缓,被害人李志强的家属没有获得赔偿。这些年我国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因犯罪人死亡、逃逸或穷困无力支付刑事赔偿款致使其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救济的问题愈来愈多,判决最终成为一张无法兑现的法律白条。因此,很多人呼吁要建立国家补偿制度来缓和这种矛盾。     

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分析

民事诉讼中行政附属问题的最显著特征是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存在。这种交织常常会影响民事案件的正常审理。仅仅依靠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任何一种诉讼程序都难以化解民事诉讼中对行政附属问题审理时的矛盾与冲突。我国可以建立民事附属行政诉讼制度,在民事案件的审查过程中对于关涉民事裁判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一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这一制度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论民事诉讼中的民行交叉问题的处理

社会关系在当今多元利益纠结的冲击下日益复杂，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也随之不断高涨。在司法实践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民事诉讼中的民行交叉问题日益突出，探求其解决方法显得非常必要。本文试分析民事诉讼中民行交叉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并针对该问题提出切实的处理建议。     

浅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若干问题

本文从立法及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针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通过比较分析,提出观点,以期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浅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现在民事审判很注重调解。这种民事审判理念的转变同样要体现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     

论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乱象的治理--以《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版)为契机

司法鉴定意见是民事诉讼领域重要的科学证据。开展鉴定活动时,司法鉴定人有可能因程序性或技术性问题而向法庭出具有问题的鉴定,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重新鉴定作为问题鉴定的救济路径之一,是严重问题鉴定的高端技术性解决方案。法官与当事人不恰当使用重新鉴定手段来纠正问题鉴定,是引发民事诉讼中重新鉴定乱象的内因。而司法鉴定的行政管理与诉讼规则博弈所导致的管理盲区的出现,则是引发重新鉴定乱象的外因。《民事诉讼证据规定》(2019版)为重新鉴定乱象的治理带来了契机。一方面,通过提出异议-书面答复-鉴定人出庭的鉴定异议疏导路径,使重新鉴定回归恰当的救济地位;另一方面,基于初次鉴定、庭审质证、重新鉴定构建多元化的问题鉴定管理路径。这种合理的问题鉴定分流管理模式,不仅有望有效治理既往的重新鉴定乱象,而且即将打破知识壁垒、实现庭审实质化。     

论胎儿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的民事主体地位

随着生命科学时代的到来,胎儿及其法律保护将成为21世纪的“时代课题”。胎儿是生命的初始阶段,胎儿生长发育直接关系着人类的生命质量和一国的国民素质。因此,自罗马法以来,各国都相应立法保护胎儿的利益,但在我国法律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试从民法视角思考胎儿的利益保护问题,认为未来的民事立法应当赋予胎儿民事主体地位。     

英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及其启示--兼论我国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为了使公共利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时获得司法的救济,英国较早就建立了颇具特色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建设政治文明的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借鉴英国检察机关维护公益的制度设计及其成功实践,从立法上构建一套我国的行政公诉制度,这对于促进政府依法行政和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对于落实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及推动国家对社会实行“良治”,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民事诉讼证据中有关鉴定的诠释与规则适用探讨

新《民事证据规定》涉及鉴定条款占所有条款数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新增条款又约占整个鉴定条款的60%。这种大幅度对鉴定问题的修订,彰显出鉴定在民事证据中的重要地位与实践中的突出作用。这些有关鉴定条款的修改、新增和删除,除理顺民事证据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解释的关系和回应民众对鉴定的需求外,侧重于人民法院对鉴定委托的管理和对鉴定人活动的规范。具体体现为加强鉴定委托管理、强化鉴定人出庭作证、限制鉴定人撤销鉴定意见、严格鉴定人承诺和作虚假鉴定等方面的责任,尤其是鉴定费用退回的制裁方式。但也存在规范鉴定人和法官行为的失衡,以及条款间及其与相关司法解释的不协调问题等。对此需要在尊重诉讼规律、科学规律和证据规则本质的基础上,以司法改革、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以及与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衔接和协调的综合视角对有关鉴定的规定作出理论诠释与适用说明,不宜孤立地解释条款的字面含义,以免导致实践适用上的失控。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论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之衔接

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别。就行政主体对行政利害关系人之责任而言,行政诉讼是一种重要的行政问责机制。在行政诉讼承载着监督行政主体及其人员依法行政之功能的前提下,行政诉讼又是人民法院及其司法人员发现行政公务人员违反政纪或法律并依法移送行政问责案件从而启动行政问责程序的重要渠道。《行政诉讼法》第56条就行政诉讼与行政问责的衔接问题有所涉及,但存在诸多欠缺,有待通过构建相关的配套制度加以落实和完善。     

行政法研究中的十个热点问题

行政法学研究中的十个热点问题是：平衡论、行政法基本原则、公法问题、软法问题、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公众参与机制、行政性ADR、行政执法研究和案例行政法的发展。总结分析这十个问题，希望对行政法学研究有所帮助。     

几种特殊警察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探讨

公安机关是特殊性质的国家行政机关,其融行政性、司法性和武装性于一身的性质所决定,所实施的警察行为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交叉性和界限模糊性等特征,以至于造成在实践中对一些特殊警察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可诉性的把握上产生了困惑。几种特殊警察行为如:突发事件中的警察处置行为、限期整改和限期接受处理通知行为、责令纠正违法行为、道路交通责任事故认定行为等的可诉性问题需要进行探讨改进,给司法实践提供更大帮助。     

论我国建立政府公开制度的基础

政府公开制度是政府权力的行使及其掌控的信息向利害关系人和社会公开的法律制度。它建立在人民主权、知情权、服务行政、形式法治等理论基础上，是民主发展和信息社会的要求、是建设法治政府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必然体现、是我国履行形册规则的国际义务。政府公开在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制度实践,但我国建立政府公开制度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论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冲突及其解决

为解决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问题及行政诉讼中出现的刑事问题,避免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审理结果的冲突,应将两类诉讼中的相关问题分为本诉附属问题与审判前提问题,允许法院刑事审判庭在特定情况下审理行政问题;在对同一行为究竟应承担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难以确定时,以“刑事责任优先”为处理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