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通程序简易审与简易程序普通审

普通程序简易审和简易程序普通审是两种不同的审理方式,其追求诉讼价值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普通程序简易审主要追求司法效率价值的实现,但同时应注意司法公正的保障;简易程序普通审追求公正,但应同时兼顾效率。应通过对当前诉讼制度的完善,力争达到公正和效率的和谐统一。     

建构简易程序中的被告人参与模式

创设刑事简易程序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法设计的简易程序没有保障被告人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这导致简易程序的适用比例不高,也与设立简易程序的初衷不相符。建立被告人程序参与模式以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都应以最低限度的公正标准为基础来分析和解决。     

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实施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作出了较大的变动,对公诉人不出庭、简易程序体系不清等长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改革,但仍留下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新法还扩大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改变了简易程序的审判组织形式和审判期限,这样的变动在实施中又会产生诸如滥用简易程序,降低诉讼效率等新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新《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的作用,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证公正,必须解决残留的旧问题和新产生的问题,并对简易程序设立变通的证据规则、量刑程序和救济程序.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

仲裁程序法指适用于仲裁的程序法律。在国际商事仲裁中 ,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法的权利。在当事人未选择程序法时 ,可以推定当事人未明示的默示选择 ,或适用仲裁地法 ,或选择仲裁地法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法律。当前 ,仲裁程序非国内化趋势令人关注 ,但学者们对此褒贬不一     

简易程序的修改完善与适用路径探讨——以公诉实务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对原有的简易程序进行了较大幅度地改革,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为弥补原来简易程序案件存在的诉讼监督缺位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了贯彻落实新《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公诉机关应将简易程序纳入刑诉法整体修改的理念和意图中予以分析,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适用简易程序的路径。     

对抗制·羁押率·简易程序适用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中的流行误区剖析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过程中，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主张我国应当借鉴对抗制诉讼模式，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对抗制以发达的律师辩护制度为存在前提，以对抗性的文化为支撑。我国不具备实行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制度基础和文化条件，因而增强职权因素，强调公、检、法机关的客观义务，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同样，我国也不具备降低羁押率、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条件，所以缩短羁押期限、减少办案环节才是我国提高诉讼效率的基本途径。     

从司法解释的作用看我国法律适用体系的重构

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之间永远存在着沟壑,法律适用才是法律真正生命意义所在。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法律条文过于原则、抽象甚至含糊,给法院适用法律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大量司法解释不仅填补了法律漏洞,而且为法官裁判案件提供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规则依据。因此,要从整体协调的角度,正视和反思包括司法解释在内的我国法律适用体系的现状,理顺和重构我国法律适用体系,重塑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实现公正与效率。     

贵阳经济纠纷仲裁情况调查思考

仲裁及仲裁司法监督的发展历史说明,市场经济越发达,仲裁制度越完善,法院干预越小,但是,从贵阳市仲裁委近几年受理的仲裁案件分析,形势不容乐观,暴露出重复司法审查、实体审查破坏仲裁原则、撤消仲裁裁决程序操作性差、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审查标准不一等问题,因此,应对仲裁司法监督制度进行改革,取消裁定不予执行制度中实体审查内容,并在修改《仲裁法》时,取消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制度。     

死刑复核程序探讨

死刑复核程序在保障被告人权利和打击犯罪两个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在复核权的归属、程序启动、审理范围和方式等方面的规定都有明显的缺隐。解决这些问题应当建立以权利为中心的死刑复核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改革与完善研究

刑事简易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各种矛盾凸显,各地基层司法机关承受着越来越重的办案压力.现行刑事简易程序的设计已逐渐不能适应实践的需求,如何完善现行简易程序,整合普通程序简化审,加强被告人人权保障,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是当前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9条适用问题分析——从法教义学角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9条以保护弱者为基本出发点,符合现代发展潮流。反观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却可发现法官在适用该条时错讹连连,令弱者保护之立法目的几近落空。司法效果不佳固然与法官素养有关,但鉴于立法与司法之间的联动关系,此现象亦暴露了立法技术之不成熟。在收集、归纳我国法院运用《法律适用法》第29条所呈现的种种失误并深入探究其诱因后,可以发现上述问题与立法机关对规则的系统定位不当密切相关。立法者须认识司法者于立法目的之实现方面不可取代的地位,在规则制定时切实考虑司法需求,使公正真正下落为个案的公正。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合同准据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

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传统的合同准据法选择理论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商事交易的需要,合同准据法的选择出现了重要突破：仲裁庭可以不经冲突规范指引直接适用非国内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被适用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适用对准据法概念和合同准据法的选择提出了挑战,反映了当代国际私法发展的总体特征和合同准据法发展的新趋势,标志着一个全球性的商事价值体系正在形成并迅速发展。     

从五方面做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

近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全国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座谈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杨志明指出,要充分认识“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事业新发展等新形势给调解仲裁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十二五”时期围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中心工作,以贯彻落实《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为主线,以完善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为核心,以加强基层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仲裁院基本建设为重点,努力提升调解仲裁服务社会的能力,逐步建立起预防功能健全、调解方式有效、仲裁公正权威、队伍充实专业的统一的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体制。     

美国《权利法案》从联邦到各州的适用

17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法案》。但是《权利法案》的10条修正案在颁布之初只对联邦政府有约束力,并不适用于各州。1868年美国国会批准《宪法》第14条修正案,即所谓的"正当法律程序",引来《权利法案》与"正当法律程序"的关系之争。本文通过一系列案例,说明了《权利法案》在从联邦到州司法适用的曲折过程。     

《合同法》第286条司法适用疑难问题探讨

合同法第286条规定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解决拖欠工程款的有力武器,但司法适用中在性质、主体、范围、行使期限、行使对象等方面存在诸多疑难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应当是法定优先权,而不是留置权和法定抵押权。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不应当成为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分包合同、转包合同实际施工人应当享有优先受偿权。窝工损失和垫资款应当纳入优先受偿权的范围。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的性质应当是除斥期间。当实际竣工日期和约定竣工日期不一致时,应当以实际竣工日期作为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在中连停建和更挟承包商的情况下,应当允许对未竣工建筑行使优先受偿权。不能一概认为政府机关工程属于不宜折价、拍卖的工程,拆迁安置房应当排除在优先受偿权之外。     

《能源宪章条约》对签署国的临时适用机制研究——以“尤科斯诉俄罗斯”仲裁案为中心的探讨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时九年之久方作出的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仲裁裁决,其标的额之高创下史无前例的纪录,而今该裁决却被荷兰海牙地区的法院予以撤销,举世哗然。对本案仲裁庭管辖权的判定需要立足于对《能源宪章条约》第45条临时适用机制的准确理解。荷兰法院与仲裁庭对《能源宪章条约》是否能临时适用于已签署但尚未批准的俄罗斯这一关键问题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以尤科斯仲裁案为中心,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临时适用与条约解释的原理入手,分别就仲裁庭认定管辖权与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分析路径加以研判,对讨论国际条约对签署国的临时适用机制意义卓著。     

WTO争端解决机构中善意原则的适用及其意义

WTO争端解决机构对善意原则的适用和释义,表明其更加倾向加强善意原则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在WTO法中,善意原则的核心为国际贸易争端方应善意行使WTO协议和《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的权利,不得滥用权利,特别是程序性权利,以诚信为行为之基础。WTO争端解决机构近年来的代表性案例表明,适用善意原则以加强WTO协议与《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的法律义务已成为一种趋势。本文将结合WTO争端解决机构近年来的代表性案例,讨论《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中善意原则条款在WTO争端解决机构中的具体适用,分析、探讨善意原则的适用对WTO法所产生的意义。     

构筑司法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刑事庭前会议运行现状分析与制度构建简

2012年3月新修订、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首次规定了庭前会议制度。根据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最高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最高检《规则》）对庭前会议的适用作了进一步规定。但上述规定仍较原则,各地相继开始的一些司法运行也做法不一,学界对于庭前会议制度中的个别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亟需在对近来各地做法调研、分析并结合庭前会议制度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探索庭前会议制度运行的长效机制,从而真正发挥其在促进程序公正、强化人权保障、提高审判效率上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