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冲突及其解决

为解决刑事诉讼中出现的行政问题及行政诉讼中出现的刑事问题,避免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审理结果的冲突,应将两类诉讼中的相关问题分为本诉附属问题与审判前提问题,允许法院刑事审判庭在特定情况下审理行政问题;在对同一行为究竟应承担刑事责任还是行政责任难以确定时,以“刑事责任优先”为处理原则。     

刑事诉讼的价值与冲突

刑事诉讼是司法者以国家名义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活动，其价值是实现国家的刑罚权，而刑事诉讼法是制约司法者的行为规则。其价值是保障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的社会基础。这种矛盾根本上是由于人之存在的有限性与个体性而决定的司法主体的二重性。赋予被告人、被害人等诉讼参与人以诉讼权利，是基于客观的认识规律与体现公民宪法权利的需要。司法权力的分工是基于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要求。无罪推定是对司法者的行为规则，而并不是刑事诉讼的价值原则     

权力集中型刑事诉讼模式评析

在评价刑事程序运作问题上,以模式作为分析工具极具解释力。不同的刑事程序模式都有其基础意识形态,代表某项价值选择并有其主要目标和判断标准。由此产生了不同诉讼模式的政治哲学基础或者说国家意识形态、诉讼价值以及诉讼目的、诉讼构造等结构性要素的差异。权力集中型刑事诉讼模式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其诉讼目的更重实体正义,二者直接体现并外化在该讼模式的诉讼构造当中。     

试论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目的在刑事诉讼程序领域居于核心地位 ,它既是刑事诉讼立法、司法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前提 ,又是与刑事诉讼的主体、职能、构造等紧密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理学的研究对象 ,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根本目的是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制度与秩序。     

论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目的在刑事诉讼程序领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既是刑事诉讼立法、司法的内在要素和基本前提,又是与刑事诉讼的主体、职能、构造等紧密相关的刑事诉讼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根本目的是维护宪法所确立的制度与秩序。     

浅议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

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均在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详细规定刑事程序中涉及人权保障的证据规范,如反对强迫自证其罪或自白任意性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这些规范也许在具体的案件中会阻碍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但是却因代表了现代诉讼文明发展的趋势而日益得到重视。而我国作为一个提出依法治国的国家,在发展法治的进程中,无可避免面临着如何规范刑事证据的收集、如何排除与合理适用刑事诉讼中出现的非法证据,解决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等一系列完善证据制度的问题,这也是目前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我们实际司法工作中必须正视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刑诉中非法证据的范围、浅析在刑诉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价值冲突以及取向,提出如何合理有效排除与合理适用非法证据的建议。     

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的原因考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恢复性司法及社区矫正的推行,体现了我国刑罚的轻缓化趋势和刑罚权动态的趋于理性,而社会背景的影响、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转型以及刑事法角色的转变,是促使当今中国刑罚权动态转变的重要因素。认真分析和考量这些影响因子,有助于从社会的视角审视和规制我国刑罚权的运行。     

刑事诉讼监督规律之探析

检察权主要由诉讼职权和诉讼监督职权组成。多年来,刑事诉讼监督权已成为检察工作的薄弱环节,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遵循诉讼监督规律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应按照知情、调查、确认、纠正、反馈的刑事诉讼监督规律,科学合理配置刑事诉讼监督权。要以提高诉讼监督权威和公信为目标,着力创新刑事诉讼监督机制,实现既遵循诉讼监督规律,又尊重诉讼规律的良性互动。     

刑事诉讼的经济分析

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行为模式,一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以尽可能少的诉讼成本产出尽可能多的诉讼收益。权力与权利是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两种基本因素,所谓诉讼经济也因之可分为权力的经济与权利的经济,而这两者的基本着力点、内涵与具体制度设置迥异。从古代到现代,刑事诉讼成本投入呈逐渐上升趋势,并从追求比较单纯的权力的经济演化为对权力的经济和权利的经济并重。从建构权利充分保障与权力有效行使兼具的经济性诉讼制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亟需进一步改革。     

关于刑事诉讼证人作证免除权的法律思考

证人是诉讼活动的重要参与者，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司法公正的基本措施。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不出庭成为常例。我国法律应在规定证人履行作证义务的同时赋予证人在特定情况下的作证免除权．这不仅有利于瓦解犯罪、提高诉讼效率、鼓励证人出庭作证，也是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要求。     

刑事诉讼目的论浅析及探究

刑事诉讼目的理论是刑事诉讼法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从各国学术界对刑事诉讼目的研究探讨的发展趋势来看,主要观点集中于控制犯罪与正当程序、保护人权,或以一者为重或二者兼备,本文拟从分析比较这些观点浅析刑事诉讼目的更深层的可能性即发现事实真相从而实现纠纷的最终解决。     

论刑事诉讼的目的

刑事诉讼的目的是刑事诉讼基本理论范畴之一。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打击犯罪,保护人权",是刑事诉讼的目的,但随着学界对这一课题的深入研究,很多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本文试以刑事诉讼的动态过程为视角,分析各个诉讼主体在诉讼各阶段的目的。     

刑事诉讼价值平衡论

刑事诉讼价值平衡是现代司法价值对立统一关系的要求,刑事诉讼价值平衡是整体上的、最终的平衡,其包含三个要求:一是各子系统遵循现代司法价值的基本要求;二是刑事诉讼价值平衡中存在着部分、过程的不平衡;三是各子系统之间必须在价值倾向方面互相制约、互相协调、互相弥补。在实践中,必须遵循价值平衡的要求。     

宪法与刑事诉讼

<正> 同其他大多数普通法律相比,刑事诉讼法与宪法的联系更为密切,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宪法旨在规范国家权力的运用,而刑事诉讼正是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方式,当然得纳入宪法。宪法仅对国家权力的基本方面进行原则性规定,确保国家权力的具体运用则需诸多普通法律的规定。毫无疑义,有关司法权力的规定应是宪法规范的重要方面。根本原因在于,维持社会秩序与安全是国家最基本的职能,因而,作为维持手段的司法活动当然得成为宪法调整的重要对象。也正因为此,刑诉法与其它一些法律相比(如民法),体现了更多的国家权力的色彩。     

从国家垄断到社会参与:当代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新图景

2011至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包括立法的公开性进一步强化,立法过程与内容具有回应性,社会公众参与的主动性、批判性以及参与形式的多样化。这表明刑事诉讼立法开始从国家意志的单方展现演变成各方(包括公众在内)广泛关注并积极参与、博弈的社会工程,甚至昭示一种意蕴深远的立法新模式正在成长。此图景的形成与我国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变迁紧密相连,其问的逻辑深藏于此。作为一种正在成长的新型立法模式,它还存在诸如参与不平衡、沟通不畅、专业理性欠缺、公开化程度不够等问题。未来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促进这种新型立法模式的形成。     

两大法系刑事诉讼上诉权制度比较与借鉴

刑事上诉权制度担负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统一法律适用和保障裁判监督的职能,是一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刑事上诉权制度在上诉权人和上诉权的行使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和探讨,进而审视我国的立法,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     

论国家教唆之下被教唆人的诉讼救济——以刑事诉讼条件理论为视角

国家教唆特指诱发犯意型的诱惑侦查,其因具有违法性而被世界各国禁止。对于被教唆人的诉讼救济,目前已发展出减刑说、无罪说、证据排除说和不起诉说,但救济效果均不理想。遏制国家教唆的最佳途径应是釜底抽薪,对刑事诉讼程序整体禁止。这就需要引入刑事诉讼条件理论,将诉讼视为一个整体,并将刑事诉讼理解为一个包括刑事追诉、实体形成和程序的三面构造,充分重视刑事追诉面向的特殊意义。此外,还应从诉讼法角度对国家刑罚权进行全新理解。国家教唆构成诉讼条件的欠缺,国家没有刑罚权,不得对被教唆人发动或维持刑事追诉。具体到诉讼实践中,在不同阶段应以特定的方式终止刑事诉讼。     

宪政型与集权型:刑事诉讼模式的导向性分析

宪政与集权型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分类研究范式具有其理论优势,它揭示了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精神”精神。集权型刑事诉讼制度的特征在于权力的集中性、程序的反理性、程序的工具性;而宪政型刑事诉讼制度则具有权力分立制衡、程序独立以及程序的理性化等特征。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带有某种集权性色彩,因此,宪政型刑事诉讼制度应当成为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锐意进取的方向。     

对完善检察机关刑事诉讼监督权的研究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刑事诉讼监督权是诉讼活动合法、有序进行的有力保障.然而,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和独立性,缺乏科学的运行机制和强制性手段,监督权效果不佳并有逐渐弱化的趋势.因此,深入研究刑事诉讼监督权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制定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是当务之急.     

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的法学原理

当前,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强,各国刑事法律国际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人权事业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为此,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世界人权保障公约,如,《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些公约在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