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剧神幻叙事功能及文化基因分析

中国古典戏剧文本中存在的大量神幻性故事情节具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叙事功能。主观性功能表现在作者借此缓解情节之"奇"与"真"之间的矛盾,同时表达作者的主观理想愿望;客观性功能则在于为文本营造出一种虚实互见的意境化审美氛围。中国古典戏剧神幻叙事源于传统文化中的灵魂崇拜等观念。对此叙事现象的文本和文化解读,开启了管窥中国古典戏曲民族文化特质与品格的一个特定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感知和体认中国古典戏剧独特的美学风貌和魅力。     

互动中的叙事模式--中国20世纪20年代雅俗小说形态研究

20世纪20年代中国雅俗小说在叙事模式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互动现象,具体表现在讲听模式与写读模式、情节模式与情调模式的转向、互动.叙事模式的互动不仅加速了通俗小说借鉴现代新小说的过程,促使了通俗小说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且促进了新小说的民族化叙事风格的形成,从而对现代小说格局的多元构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革命叙事与女性成长：戏曲电影《李贞还乡》

在传统戏曲故事中，女性角色相对模式化：佳人、妖妇、烈女、巾帼英雄等，这些形象存在于不同时期或隐或显的意识形态价值框架内。在现代戏曲电影中，女性有了更多面向，《李贞还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的故事为原型，其中讨论了女性的成长、革命、婚恋等问题，是一部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戏曲电影。影片还借用了影视剧模式化的视听手法，使之更具当下性。     

当代家族小说创作的模式化倾向

在当代小说创作格局中,家族小说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但这些风格不同的叙事作品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之处,人物性格的类型、情节故事的原型、结构形式的设置、叙述方式的创造均表现出较多的模式化倾向.这既是不同作家对同一母题原型创造性的误读,也是作家难以摆脱的艺术局限,自然也昭示出作家原创性的匮乏.     

浅论中国早期史传的叙事特征

早期史传的叙事,从孔子的＂春秋笔法＂到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无不显示叙事主体强烈的参与意识。在叙事过程中,主题的设立使得历史清晰呈现。对历史事件的选择性叙述,使得叙事意图顺利实现。而首尾完整的情节模式赋予了历史一个有意义的结构形式。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民俗叙事的建构向度

沈从文在他湘西小说的写作中叙述了大量的边地民俗。沈从文并不是单纯地对涉及到的民俗做简单的描摹再现,而是在遵从自我乡土小说写作美学意图和叙事意识的基础之上,对这些民俗进行的主动叙事建构。这种叙事建构大致表现出了三个特定的内容向度：人物活动或情节展开的环境和背景;小说情节的有机构成,铺摆或推动小说情节的演进;意象化,承载特定的意蕴。     

新媒体语境下的叙事艺术结构演变与规则设定

当代数字技术与新媒体技术为叙事艺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并由此形成了新的超文本叙事形态。传统叙事是由角色、情节、结尾构成的封闭式系统,作品单向地由作者流向读者。而超文本叙事是由作品、作者、读者、媒体构成的开放式系统。在作者层面,作者身兼编程者、管理者、叙述者的多重身份,负责建构系统规则,与读者共同设定话题与语境,在话题与语境中完成情节设定与角色建构,引导读者阅读、阐释或共同完成作品。在阅读层面,读者享受着前所未有的阅读乐趣,传统叙事中的由作者前定的"情节"转向为由读者主导的"进程",读者的行动推动叙事进程,读者的选择最终导致意义的产生,结局成为个人化的呈现。     

世系、宗庙与中国历史叙事传统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古国,被称之为“正史”的二十五史形成了中国史学的主流或“正统”,而作为二十五史体裁的纪传体叙事,则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传统。考虑到本纪在所有二十五史中都处于位列第一的核心位置,我们认为,本纪所代表的世系叙事在中国历史叙事传统中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古代血缘意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由于本纪存在于全部“正史”之中,并在其历史叙事中起着“纲纪”性的作用,所以我们说,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构成了中国历史叙事传统的主要模式|而在这一叙事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宗庙这一特定的建筑空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结构性作用。如果说,宗庙是宗族世系的空间化的话,那么,以“本纪”为代表的世系叙事则是宗族世系的文本化。     

论琼瑶小说创作及其文学史意义

特殊的生活际遇和美学追求使琼瑶前期小说偏爱悲剧，而后期创作则明显地拒绝和消解悲剧。琼瑶小说在情节结构、人物、主题、语言诸方面均存在着模式化倾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琼瑶模式”。在中国现当代言情文学史上，琼瑶是个承前启后的作家，一方面上承前辈作家如张恨水等的文学传统，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创作模式影响了三毛、亦舒等同时代及后辈作家。     

二十年中国大众文化回眸

<正> 80年代以来,一种全新的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从流行音乐、卡拉OK、迪斯科到通俗文学、亚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情节雷同制作模式化的港台电视剧,几乎令人目不暇接,急速地萌芽、扩张并在90年     

刀子和伪刀子

<正>电影总是遗憾的,即便加上了未删节的镜头,它依然是遗憾的。在电影《十三棵泡桐》中吕乐用泡桐树包裹的残酷青春是一把伪刀子。青春残酷式的电影有着残酷模式化的情节—同性恋、禁果、师生恋、暴力、金钱、还有探讨青春残酷的社会暗语,家庭暴力、家庭破碎、家庭遗弃、贪污腐败……     

尼姑思凡戏曲的雅俗形式与蕴含

古典戏曲中的尼姑思凡故事主要有两种类型:尼士恋和尼僧恋。"尼士恋"戏曲含有仙尼合流的思想,沿袭才子佳人故事叙事传统,表现了文人的性爱理想,呈现出雅的风格,但其在流传中被民间形式进行了俗化。"尼僧恋"戏曲活泼俏皮,表现了民间性爱观,充满戏谑精神,虽然文人改编进行了雅化和正统化处理,但无法摆脱掉俗的审美风格。     

当代“姐妹情谊”、传统文化伦理与主体性寻认——动画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的叙事策略

2021年中国动画电影《白蛇2·青蛇劫起》在叙事审美与思想表达等诸方面异峰突起。在叙事语言层面,影片植入“姐妹情谊”的情节情感线索,呈现出当代文化语境下性别叙事的典型特征;在性别叙事的深层次上,影片表达了伦理层面当代女性在性别认知与身份认同上与传统儒家社会伦理观念的冲突,却在精神个体主体性的寻求与认证方面与传统佛家的哲学观念不谋而合,多元文化冲突、激荡的背后展示的是当代人文化身份的多元复杂性;在话语层面,叙事本身物质性构建的“景观城市”与意义层面的主体缺失,最终形成叙事的自我指认与拆解,主体寻认最终走向了“踪迹”竞逐,从而使影片叙事呈现出当代哲学文化思潮的某些话语特征。     

《唐山大地震》的叙事策略

《唐山大地震》是冯小刚在商业电影上的又一次成功。虽然在题材上它不是冯小刚所擅长的喜剧题材,但由于在叙事策略和价值观诉求上能契合观众的心理需求,这部影片在遭到不少批评的同时也在票房上获得了成功。本文以"叙事"作为切入点,分析了这部影片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以及情节设置上的特点,认为在叙事策略上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需求是《唐山大地震》这部影片在商业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论十七年家族叙事创作的情感态度

当代作家在十七年家族叙事作品中表现出二元对立的爱憎情怀,既是文学一体化时代的历史要求,又是作家叙事情感的真实流露,具有政治与伦理的合理性;但从审美角度看,这种二元对立的叙事情感导致文学创作艺术视野与叙述视角的狭窄,对人性认识的片面,只揭示出人物阶级属性的两极剖面,相对忽视了对人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挖掘。这种情感既是敌我之间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映,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家族情感无意识的积淀。     

新世纪政治小说的结构主义叙事分析

新世纪政治小说是＂主旋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具有＂特别的样式＂的通俗小说。借鉴结构主义叙事研究方法对张平、陆天明、周梅森的政治小说进行分析,可以划分出7种人物类型和13种叙事功能,二元对立模式是其基本结构方式。     

论沈从文短篇小说的聚焦叙事模式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形成其短篇小说独特风格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沈从文采用了以外聚焦叙事偏移的叙事聚焦模式。这样 ,他的作品既达到了理智、冷静的艺术效果 ,又避免了读者解读作品的主观随意性。正是这种聚焦叙事模式的运用 ,使沈从文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茅盾和老舍都市小说叙事模式之比较

茅盾和老舍都实现了对中国古典小说全知叙事视角的突破,但突破的重点与方式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二人在继承"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均着力于开拓"以人物心理(性格)为结构中心"的叙事结构,但人物心理刻画的视角与方法以及对"人"关注的侧重点都不相同.在叙事语言上,茅盾用词华丽铺陈、细腻生动;老舍则惯用纯粹的北平方言口语,幽默风趣.     

郭沫若历史剧的文学叙事与史学叙事——兼论中国传统叙事手法

郭沫若在历史剧的创作领域被赞誉为中国的歌德,其历史剧的叙事具有文学与史学叙事相互结合的特色。这种叙事特色是对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的回归并对当前的历史剧创作具有现实典范价值。     

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

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界限正确认识罪责刑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正确定罪和公正量刑的重要保障。定罪情节与法定刑密切相关,而量刑情节与宣告刑紧密相联,二者泾渭分明,然而在量刑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却往往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混为一谈,这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估堆”式量刑模式,违反了“同一事实情况禁止重复评价”这一国际通行的原则直接造成了处罚的畸轻畸重,从而严重影响量刑的公正性。如何正确区分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特别是揭示定罪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为量刑情节的客观性和规律性,是建立相对完备的量刑情节体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力图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进一步推进中国量刑制度的公正性和透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