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罪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不应违法披露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扩展了犯罪人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一种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角度的考虑。     

论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宪法原则及其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9条规定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 0 4条做了类似的规定。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此尚无明文规定。笔者主张 ,在婚姻法修改时在总则中应进一步明确此项法律原则 ,通过各项具体规定 ,保障宪法此项规定的实际施行。一、国家保护婚姻家庭的时代内涵人类社会的各种客观规律在每个时代都是不可改变的。但是 ,在各个时代人类演绎和表现这些规律的生活方式却不会完全相同 ,概括起来 ,国家保护婚姻家庭这一法律原则在现时代包含以下几层内涵 :第一 ,国家保护…     

论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之法律禁止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扩展了犯罪人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一种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角度的考虑。我国关于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模糊与疏漏之处，应借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机会予以细化和完善。     

论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之法律禁止

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保密制度扩展了犯罪人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这是《儿童权利公约》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规定的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原则的体现,也是一种基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角度的考虑。我国关于禁止披露未成年犯罪人身份信息的制度设计存在诸多模糊与疏漏之处,应借修订《刑事诉讼法》的机会予以细化和完善。     

论“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

《民法典》新增的“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是对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款规定的“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条款的具体落实。国家应当为保护婚姻家庭提供各项制度性保障,同时保障个人在家庭中的自由和平等。“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原则可以发挥宪法导向性解释与合法性审查的功能,其表达的婚姻家庭共同体主义的价值理念,有助于矫正极端个人主义和过度理性化的弊端。在内部关系上,婚姻自由受国家保护,立法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结婚的障碍,遵循结婚障碍谦抑原则;对登记离婚冷静期的适用边界进行目的性限缩。在外部关系上,在第三人侵扰他人婚姻关系时,可以参照适用人格权的保护规范,但是以过错方配偶与第三人具有重大过错为条件。为兼顾婚姻家庭保护与债权人的利益,夫或妻一方负债而其个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举债方及其配偶的婚后财产均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负债方配偶可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离婚时直接抚养子女方确定的现实与对策——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视角

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是人类在保护儿童权利方面极具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其中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已被世界许多国家承认和运用。本文就以“儿童最大利益”为视角,探讨夫妻离婚时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确定中存在子女利益缺失、父母本位等问题,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听证制度的立法依据研究

听证制度是一项保障利害关系人发表意见、了解国家机关做出相关决定依据的法律制度。自然 公正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和依法治国理论是西方国家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修正《宪法》第51 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未经合法程序不 得剥夺”,确立我国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同时修正《立法法》、三大诉讼法的有关内容并制订《行 政程序法》,完善我国听证制度。     

论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基本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是保障公民依法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维护我国社会安定和公共秩序的重要法律。它的制定和实施,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完备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基本原则进行初步的探讨。笔者认为,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 (一)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津规定的义务。”因此,公民在行使集会游行示威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这才符合公民的     

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未成年人受抚养、受教育等权利已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有关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却较为薄弱,在立法上存在法律体系散乱、条文过于简略、抽象等诸多缺陷。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十分必要。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涉及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限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等基本问题。我国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区分亲权与监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     

论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

行政许可听证制度是一项保障行政许可相对人发表意见、了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依据,保护当事人民主权利的法律制度。探讨行政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和法理基础不仅是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要求,而且也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听证制度的现实需要。自然公正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和依法治国理论是西方国家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美国听证制度的依据源于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确立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进一步完善我国听证制度就必须修正《宪法》第五十一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未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一款,并制订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从留守儿童看我国婚姻家庭法的缺陷

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虽有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这些规定因过于片面、原则、概括不具有可操作性,跟外国法律比起来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效应,从而出现留守儿童这样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国应该总结经验,吸取外国法制的精华,加强我国《婚姻家庭法》中有关家庭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立法,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论非公有制经济宪法保护的重大现实意义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对我国现行《宪法》的第4次部分修改。《宪法修正案》中把《宪法》第11条第2款“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的规定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这样的修改,全面、准确地体现了党的十六大对非公有制经济既鼓励、支持、引导,又依法监督、管理,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精神;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实际情况,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修改标志着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了较前更加全面、更加可靠的宪法保障。应该看到,为了进一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修改后的宪法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规定,使这次宪法的重要修改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对外关系法》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的新发展

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30条第2款明确规定“国家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和协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这是我国法律文本首次明确条约与宪法之间的效力关系以及真正在制定法规则体系中确立了“宪法至上”原则。根据《对外关系法》的相关规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确立的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职权为核心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不仅使得审查对象的范围得到了拓展,更重要的是合宪性审查有了新的法律依据。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可以成为合宪性审查的确定性标准。因此,《对外关系法》的正式实施为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注入了新活力,使得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在制定法规则体系中获得了最高的法律权威,有助于推动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     

论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

１９９９年３月１５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１１条修正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     

澳大利亚“子女接触令”实施的改进建议对我国之启示

联合国1959年《儿童权利宣言》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均倡导应当依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处理一切与儿童有关的问题。来自澳大利亚家庭法立法会的报告《子女接触令——执行和处罚》,正是基于＂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保障＂子女接触令＂的实施,提出了改进的建议。研究和评析这些建议,可汲取其有益的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修改、补充我国的探望权制度,以期保障父母与子女之间探望权的行使,维护子女的最大利益。     

从现阶段实际出发发展我国的计划生育立法

一、计划生育立法的形势与任务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国民经济和人口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的计划生育立法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方面，我国的许多法律在各自的规范领域内贯彻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宪法原则。首先，《婚姻法》“总则”和“家庭关系”的有关条款（第2条、第12条）体现了与宪法原则完全一致的精神。其次，1992年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既从保护妇女人身权利的角度规定：“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妇女”（第35条）；又在“婚姻家庭权益”中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     

探望权及其主体扩展的立法思考——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视角

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被称作＂儿童权利大宪章＂,其中所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被世界许多国家承认和运用,体现在亲子法上就是＂子女本位＂。探望权也称探视权,是指未与子女共同生活方有权对子女进行探望、与子女交流并短期共同居住的权利。本文在对探望权的定义和性质进行探讨的基础上,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视角重点思考探望权主体扩展的立法问题。     

《儿童权利公约》与我国儿童证人权利制度之完善

儿童证人是刑事诉讼中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对儿童权益保护的一般原则，有关国际文件也确立了儿童证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享有的诉讼权利。国外的刑事诉讼立法有的也对儿童证人权利制度作了规定。比较而言，我国儿童证人权利制度内容贫乏，既不能满足司法实践对儿童证人保护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公约及有关国际文件的要求。应从免于宣誓等方面构建我国儿童证人权利制度。     

谈谈我国的行政诉讼

相对于其它部门法而言,行政法是一门人们较为陌生的法,而我国的行政诉讼则又是一个人们陌生的问题,因而,极有必要对此进行探讨。尽管目前我国尚无行政诉讼法典,但行政诉讼制度已由宪法和有关法律作了一般或具体的规定。新宪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第二款规定:“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第三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不难看出,第一款和第二款包含了原则上对我国行政诉讼制的确立,第三款包括了对行政诉讼中行政赔偿原则的规定。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三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     

家事诉讼与儿童利益保护

儿童利益是一种身份利益,具有显著的公益性,国家与社会必须给予特殊保护。涉及儿童的家事审判要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参与以及儿童优先保护等原则。从我国家事审判立法看,涉及儿童利益保护的规定散见于诸多的法律、司法解释以及政策性文件中,这些规定尽管为家事司法提供了基本的依据,但缺憾亦非常明显,表现为没有上位法的原则性规定,没有形成体系完整、结构合理的专门制度,部分立法规范前后矛盾,缺乏科学性和严谨性,缺乏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具体程序和相关配套机制。为此,有必要在基本法和部门法层面确立儿童利益最大化的法律原则;保障儿童表达意见权利和诉讼参与权;从司法层面看,确认儿童的诉讼主体地位,确立涉儿童家事案件职权探知、职权调查原则,建立专业化的家事审判机构。通过上述多重举措,真正实现家事审判对儿童利益的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