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混淆可能性判定中的商品销售渠道因素

商标混淆可能性的判定适用多因素测试法,司法实践主要关注商标近似性、商品类似性因素,商品销售渠道因素则容易被忽略。商品销售渠道因素关注相关消费者群体是否重合,进而能否同时遇到原告商标和被告商标,乃至发生混淆可能性。商品销售渠道是否重合,应综合分析商品的实际销售渠道、广告方式、价格区间、混淆可能性的其他判定因素等方面。当事人均利用互联网销售商品、通过相同场所销售商品,不能必然得出商品销售渠道重合的结论。商品销售渠道存在客观差别,不能必然削弱混淆可能性的判定。我国司法解释将商品销售渠道融入商品类似程度的分析过程,缺乏理论依据。有必要明确规定混淆可能性的多因素测试法,并将商品销售渠道作为单独的判定因素。     

商标关联关系混淆规则适用范围的反思与界定

关联关系混淆,指消费者并不会误认为两个商品来源于同一生产者,而是误认为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商标赞助、附属、许可等关系。但是,关联关系混淆中所谓赞助、附属、许可等描述关联关系的词语,语义含混笼统,指向不明,法律并未明确其含义,可能导致司法扩大化地解释混淆中的关联关系。实际上,关联关系混淆侵权成立的关键在于,消费者是否会在关联关系的判断中,认为商标权人是侵权人商品背后赞助、许可或进行某种控制的主体。只有消费者认为商标权人是侵权人商品质量的保证方,会对侵权人的商品进行质量方面的监督和管控,才属于关联关系混淆,他人的行为才构成关联关系混淆侵权。     

商标的物权化扩张及利益调适

商标权隶属于公共领域内的私权，但是资本主义已使商标权最大化扩张，异化为物权，集中表现为禁止权向所有权转变，一体化转让扩张到单独转让，侵权判定的全方位。扩张打破了原商标制度建构的利益平衡，导致符号圈地、驰名商标异化．旧货回收遏制。必须重申商标法的目的，复归商标本性，加强信息的真实披露，才能平衡商标权利益。     

侵权视域下“商标使用”的认定

商标使用作为判断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前置性条件,在侵权领域如何正确理解与认定显得尤为重要。虽然《商标法》第48条已明确规定何为商标的使用,但能否直接适用于侵权中商标使用情形,有待进一步探讨。商标使用对于商标权人维权以及认定侵权人侵权来说意义非凡,明确维权使用与侵权使用二者在使用的主体、标准、对象及立法意图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进而从营利性、区分商品来源两个层面分析侵权视域商标使用的基本认定条件,同时厘清商标使用与混淆可能性之间相互独立的关系,有助于准确理解与适用商标使用。     

论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犯罪化

近年来出现的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对我国商标权的刑法保护提出了新的问题。反向假冒注册商标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行为方式不同,无法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认定,但这种行为本身又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同时也不能适应我国在加入WTO后法律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因此,将反向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犯罪化已是形势所必需。     

商标财产化的符号学评析

由信息论到财产权的转换凸显商标权的财产化扩张,相应的理论诉求也突破了传统的区分、近似和混淆等理论,而扩张为淡化理论、单独转让和符号占有。理据的转换是否与商标功能相适应,促进抑或削弱了商标法的旨意,争议颇多,符号学的分析提供了更精确的理解。淡化理论加深了驰名商标财产化,单独转让和符号占有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符型的财产化,对商标的符号结构有所背离,但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这是商品极端化的产物。     

保护在先使用未注册商标的法理思考

通过对国内外在先使用未注册商标法律制度的考察,分析了未注册商标权的法律特征及其与注册商标权的区别,提出了对在先使用未注册商标实行分类保护的模式。     

商标侵权案中出租人责任的法理辨析

为进一步加强对商标权的保护。各国开始将商标侵权行为的打击对象扩展到场地出租人提供侵权便利的行为。虽然我国《商标法》并未将出租人违法行为明确列举为商标侵权行为之一，但仍可在我国立法中找到有关出租人责任的法律依据。为了明晰商标侵权案中出租人责任的法律构架，本文从法律规定、法学理论、司法实践等方面剖析了出租人责任的法理所在。     

警惕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去马克思化”倾向

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去马克思化倾向,它具体表现为人们或者不重视马克思本人的学说、观点,或者滥用、误读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范畴,如此一来,马克思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就被边缘化了。这种去马克思化的倾向一方面使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失去了巨大的思想根源,同时也必然导致其理论自身合法性的消解。     

共享的价值意蕴及其实现

发展理念是主体对社会实然的批判性反思,它体现了主体要求超越现实、创造美好生活的理想。由于共享供给与共享期待的差距,理论上对共享是否足以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理念尚存争议,促使共享凸显为发展理念。共享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义追求,也是改革的推动力量和目标。当代中国实现共享首先需要确保每一个个体享有生存权,在此基础上,实现规则公平基础之上的共享,并致力于实质公平,而不是简单的结果公平基础上的共享,区分共享的机会和共享本身,把拥有共享的机会转变为拥有共享的能力。     

从顺应论看义乌商品商标的翻译

商品商标在开拓世界市场、树立名牌意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义乌小商品市场利用对语言现实的顺应、对社会文化的顺应、对消费心理的顺应等顺应论理论,成功进行了产品商标翻译。这对产品商标翻译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借鉴。     

大学生网络行为的去抑制化及应对策略

网络行为的去抑制化在给大学生构建更广泛的自我认同、满足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需求、缓解大学生心理压力的同时,也对大学生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如弱化了社会角色道德、现实社交能力下降、网络行为失范等,对大学生应进行积极疏导与应对。     

解决村级民主选举问题要“去利益化”

预期利益的大量存在与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机制的缺失,是我国村级民主选举中出现不正当选举行为的深层原因。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釜底抽薪,对村干部＂去利益化＂,同时健全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级民主选举的相关法律。     

商标合理使用的概念内涵与运行机理

商标合理使用,是为了说明自己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事实,便于消费者辨认,而对他人商标信息依法不经许可的使用;包括第一含义合理使用与第二含义合理使用两种形式,并有各自的构成要件。从行为的性质上看,商标合理使用抗辩是否成立,应以使用行为本身的性质,即使用行为本身是否合理为依据;从制度的设置上看,商标合理使用不是对商标权归属的重新分配,而是对商标权行使的限制。因此,混淆的可能性作为一般商标侵权的判定标准,不适用于针对商标侵权指控进行抗辩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     

大调解背景下人民法院的角色定位——刍议大调解的去司法化

大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ADR(替代性纠纷解决措施),与"马锡五工作方法"一脉相承。新的社会形势下如何有效发挥大调解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使人民法院在"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且保持其应有的特性和功能,是当前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从大调解的产生背景及现实运行角度探讨大调解中法院的重新定位问题,是社会治理和保持法院应有特性的双赢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