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政名师

王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东方学者。1991年获北密执安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1994年获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娜大学刑事司法学／犯罪学博士。1993年至1999年，曾于德克萨斯州南方大学任教。1999年至今，受聘于加尼福利亚州立大学（长滩），2004年破格晋升为终身教授。目前为美国长滩加尼福利亚州立大学刑事司法系终身教授和物证鉴定与高科技犯罪培训主任、加尼福利亚州警察指挥学院特聘培训专家、国家外专局／公安部聘请引智技术专家；     

我国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建构

顺应各国司法改革加强司法控制的潮流，我国应当设立刑事审前法官，使其介入刑事审前程序。刑事审前法官应当与审判法官严格分离，单独建制，并应严格控制其资质条件；刑事审前法官行使侦查控制、公诉审查等多项权力；侦查控制应当强制启动；应设立羁押听证程序等等。     

新刑法如何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基本的刑事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精神是：根据不同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全面权衡，宽严相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改造多数，孤立、打击少数。刑事政策贯穿于刑法之中，适用刑法应当结合犯罪的不同情况，切实贯彻刑事政策。     

我校举办第八次上海公安“海外论坛”

本刊讯 近日，我校举办了第八次上海公安“海外论坛”。著名美籍华人、美国康州警政厅前厅长、美国国家现场鉴识培训中心主任李昌钰博士来校作了《现场新科技与现场重建》专题讲座。李博士围绕当今世界刑事科技发展和刑事科技对刑事现场重建工作的作用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讲解，     

论我国专门的刑事证据法的制定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实践的冲突日益暴露。为此，本文以刑事证据立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刑事证据的重要地位；证据立法史的演进；现行证据立法的缺陷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在我国制定一部专门的刑事证据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的立法内容：证据制度、证据的基本原则、证据规则等进行探讨研究，为能早日制定一部刑事证据法抛砖引玉。     

对我国当前刑事和解理论研究之反思

我国当前刑事和解理论研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反思。这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我国刑事和解之实践效果；如何界定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如何辩证刑事和解与恢复性司法的关系；如何对刑事和解予以必要的立法回应。     

河南省刑侦专家推介——高金才

高金才，1954年12月生，河南新密人，1978年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三级警监，现任河南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主任法医师、调研员。     

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及理性思考

就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而言，既有现行刑事司法模式所带来的困惑，也有刑事政策变革之要求；既有域外的刑事司法改革经验，也有各刑事诉讼主体的利益诉求。治理、善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传统“无讼”文化、被害人学说等为刑事调解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刑事调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刑事司法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主要解决被害方民事赔偿问题而缺失社会关系的修复；对刑事法原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容易造成不平等和歧视待遇；会带来在预防犯罪的同时降低了刑罚威慑力、促使犯罪的形成的双重社会效果等方面，必须对其进行理性思考。     

析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原则

刑事和解作为产生于西方的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理念与制度，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也已经开始实践。刑事和解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为了促进其健康发展，在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有罪答辩原则；自愿性与明知性原则；被害人宽恕情节法定化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和社会救助原则；程序正当性原则。     

论刑事回避制度——以比较法为视角

刑事回避是一种重要的刑事诉讼制度，它对刑事案件的公正、公平审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以国外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为基础，以比较法为视角，全面阐述了刑事回避的启动与决定；刑事回避的适用对象与适用原由；刑事回避的法律后果与救济等内容。     

从司法能动主义到司法自制主义——基于刑事和解客体的考察

刑事和解的客体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也是刑事和解的指针、确定相应的争议范围和设立相应救济措施的对象。刑事和解的客体包括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双重价值，从当事人的角度考察，在程序法维度上。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对象是自诉人的诉权和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不被追究；在实体法维度上，刑事和解的客体不能是被告人行为的质，而只能是量，具体就是被告人的刑事可罚，l生；在事实维度上，刑事和解的客体是当事人双方的生活秩序。通过刑事和解的客体考察，表达了当事人在刑事诉讼的决定作用逐渐强化，而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权则呈现为适当退缩的趋势，反映了我国的刑事司法出现了从司法能动主义向司法自制主义转化的印迹。     

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探析

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我国的刑事辩护准人制度·不仅是稳定辩护律师队伍、提高刑事辩护质量、全面实现刑事辩护社会价值的需要；还是实现司法公正，适应现代社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应该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人制度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与制度构建：刑事被害人过错研究

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已日渐引起关注。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应被定位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而不应当是当事人或普通的诉讼参与人；一定范围内的程序启动权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权与知情权是被害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加强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应当是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点；刑事诉讼法应当增加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规定和保障。刑事被害补偿作为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得不到民事赔偿的被害人进行补偿的一种救济制度，必须有法定的构成要件，被害人过错是刑事被害补偿法定的构成要件之一。要在保障被害人自愿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公诉与自诉转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协商．法律援助、刑事补偿等相关制度的探讨，来深化对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系统研究，为我国建立切实高效的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系统提供参考。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初探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指专门适用于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其立法模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反恐刑事程序立法技术、经验、背景、习惯、体系及价值取向等内容，而且是一国反恐刑事程序立法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刑事特别程序立法模式，有助于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有助于维持本国法律体系的稳定；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审判程序保障机制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刑事程序功能作用要求主要包括程序分流、程序导引、程序刚性、程序柔性、程序监控五个方面，其贯彻需刑事审判程序做保障。调整和完善现行保障机制可择以下路径：增强一审程序多样性，实现轻重案件审理的程序分流；增强二审程序实效性，实现针对性强、对抗性强的程序导引；增强复核程序严格性，实现标准更高、权威更强的程序刚性；增强再审程序可控性，实现启动慎重、处理终局的程序监控。     

刑事证据开示的程序设计

以不开示不得出示、对等、权利自治等原则为基础的刑事证据开示的以对抗式审判为视角的正当程序的逻辑推演是：刑事证据开示必要性的前提是被告人不认罪而需要进行证据调查；正当的开示过程是法官主持双方开示；发现新证据出现隐藏证据应启动特别开示程序。刑事证据开示程序简化的主要内容，一是刑事证据开示与法官预审结合运用，二是自行开示法官验收。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刑事证据开示，可以参照上述开示基本模式进行程序设计。     

英国近年刑事证据制度改革之评析

在2001年Auld勋爵《对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法院的评论》、2002年刑事司法白皮书《所有人的正义》以及英国法律委员会近年的相关报告的指引下，十年来英国相继颁行《2003年刑事审判法》、《2012年刑事诉讼规则》及其他相关刑事法规。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英国刑事证据制度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首先，重新平衡被告人和被害人证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向被害人和证人倾斜，允许在庭审中将针对被告人被控罪名的相关不良品格呈交陪审团；其次，更加依赖庭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再次，允许陪审团更多地接触证据，运用常理决定证据的价值；最后，注重保护证人尤其是被害人证人的作证积极性。     

关于刑事二审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两审终审制度和刑事二审有错必纠的诉讼目标，确定了第二审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刑事二审具有和刑事第一审不同的特征，从而构成了这样几个较为突出的矛盾：全面审查和重点审查的关系；开庭审理和不开庭审理的选取；审理结果是发回重审还是改判的抉择等等。其实这些问题早就已经在法学界以及社会上引起极大关注，很多学者及司法人员也从法理和司法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这些问题在刑事二审司法实践中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并因此衍生出很多对刑事二审案件消极的司法和社会评价，反映出刑事二审的改革和完善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体系刻不容缓的问题。     

郑道利高级工程师

郑道利，男，54岁，中共党员，研究生文化程度，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局党委副书记，刑事技术高级工程师，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武汉市政府聘为“武汉市公安局首席刑事技术专家；武汉市人民警察培训学院刑事技术兼职教官。     

域外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历史考察

外国古代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中，刑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刑事政策占绝对优势的地位。刑事政策的指导思想是威吓主义，表现在刑法上是严刑峻法、允许重法溯及既往和刑事连带责任。欧洲中世纪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不分，刑事政策居于主导地位，刑法表现出了强烈的身份性、干涉性、恣意性和残酷性。受不同的刑法理论的影响，西方近代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刑事古典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主要表现为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和刑法的绝对优势地位；在刑事近代学派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表现为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和刑事政策的绝对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