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中的共同被告陈述分离调查制度

共同被告陈述如何调查,在刑事诉讼理论与审判实务中均存有争议且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大胆尝试,于2003年法律修订中确立了共同被告陈述分离调查程序。本文以法律条文的规定为主线,结合台湾学者的著述,从分离调查程序的基本类型、共同被告分离调查程序的法理基础以及该程序存在的不足之处三个层面详细阐述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共同被告陈述的调查程序。     

行政复议机关共同被告制度的完善

我国行政复议机关一维了之的现象严重,行政相对人的诉求得不到合理回应,导致行政纠纷案件大量涌入法院。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改变了原有的被告制度,强制将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以弥补制度漏洞,督促复议机关积极履行职责。这一做法也带来了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致使制度产生的效果大打折扣。只有透过这些问题,挖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才能为制度的下一步修改找寻正确的方向,更好地实现立法初衷。     

论共同被告口供的性质及其证明力

传统共同被告理论仅以程序法为划分依据,理论上没有揭示共同被告的实质性联系,导致实践中对共同被告口供的不正确适用。从证据法上讲,可将共同被告分为实质的共同被告和形式的共同被告。实质的共同被告包括同案处理和非同案处理的共犯、牵连犯,他们的供述应作为被告口供处理,当前的司法解释将其作为证人证言是不妥当的。但同时对“不得仅以被告口供定案的原则”应予以松动,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可根据被告口供对整个案件或部分案件事实予以认定。形式的共同被告供述可作为证人证言处理。     

行政复议共同被告制度之困境及化解

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复议共同被告制度,是为了促使复议发挥监督职责。在行政执法水平日益提高的当下,单纯追求复议纠错率已与实际情况脱轨,且复议共同被告制度也带来公信力减弱、与司法同质化、过度纠偏等不良反应。行政复议应加强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转舵。为此,要设立行政争议调解中心、修改举证规则、扩大复议改变的范围、通过绩效考核和败诉追责加强监督,为复议共同被告制度的取消做备选机制。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理论自洽分析——基于程序标的视角

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被誉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制度。但我国行政法学界在探讨该制度时总不加区分的使用程序标的和诉讼标的这组概念,导致研究陷入困境,批判该制度的创设缺乏法理依据。本文在正确辨析程序标的和诉讼标的这组概念的情况下,试图通过对域外程序标的理论——原处分主义的引入,来分析我国所创设的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制度不仅是出于对现实需求的回应,而且还具有根据程序标的决定被告规则这一传统诉讼法理依据。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实效性提升研究——基于对复议维持共同被告制度的若干思考

新《行政诉讼法》修改了经复议案件的被告资格条款,这一修改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呈现出对提高行政诉讼法实效性的强烈追求。针对复议维持率高的现实状况,增加了复议维持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具体制度。然而,将复议维持率高的症结过度归因于原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引导错误,不仅有失妥当,而且存在着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倒逼思维可能短时间内起到一定的缓冲效果,长期来看,行政复议实效性提升的根本之道应当在于完善组织法和程序法,并配套修改复议决定类型和健全复议责任制度。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实效性提升研究——基于对复议维持共同被告制度的若干思考

新《行政诉讼法》修改了经复议案件的被告资格条款,这一修改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呈现出对提高行政诉讼法实效性的强烈追求。针对复议维持率高的现实状况,增加了复议维持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的具体制度。然而,将复议维持率高的症结过度归因于原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引导错误,不仅有失妥当,而且存在着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障碍。倒逼思维可能短时间内起到一定的缓冲效果,长期来看,行政复议实效性提升的根本之道应当在于完善组织法和程序法,并配套修改复议决定类型和健全复议责任制度。     

浅议“蒙面证人”制度

“蒙面证人”制度是一种隐匿证人身份或声音等形式的作证方式,主要目的是保护证人的人身安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证人保护制度中就包含了“蒙面证人”制度的内容,这一证人保护制度与保障被告人对质权具有刑事诉讼法价值取向上的冲突,在厘清二者关系的同时探寻一条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的新路径应当是解决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问题的应然选择。     

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中的“共同行为”考量

民法与刑法在不同的领域,通过调整人的行为达到各自的立法目的、实现各自的功能,两者围绕“行为”这一概念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理论.比较共同侵权与共同犯罪中的“共同行为”在主观要件;客观行为表现;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行为的法律责任方面存在的不同,正确把握共同侵权和共同犯罪责任重合时的法律适用.     

论共同侵权行为之“共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之间的交往趋于频繁,由此也诱发了侵权问题的复杂化。如何准确认定共同侵权行为取决于我们对“共同”的理解,理论界为此提出了不少观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在批判、吸收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评判标准,其进步意义应予肯定;但在判断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致同一损害结果时,应以损害是否可分作为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标准。     

试论行政调查的程序制度

行政调查是一切行政决定的必经程序,而学界对其关注甚少,对行政调查的程序建构更是多元化,无一致意见.应进一步结合学界的观点,建构行政调查的程序制度,以期通过这样的程序创设,达到制约行政权和保护相对人权益的目的.     

台湾地区少年审前调查制度之考察及启示

个别化处遇是少年法所揭橥的原则之一,少年审前调查乃实现该原则之重要制度。2012年我国大陆地区《刑事诉讼法》修订之际,正式确立了该制度。然而,该制度的实施情况与立法预设存在一定距离。我国台湾地区已较早确立和实施少年审前调查制度,故本文拟考察台湾地区之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从而提供借鉴和启示。     

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相关信息调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之理解与适用

针对启动事由在法条规定的基础上,提出涉案未成年人基于自己的权益需要也应赋予其信息调查的申请启动权,另外相关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团体在面临特殊情况时也可建议涉案未成年人或者公检法启动信息调查。在信息调查主体方面提出参照先前司法解释,由公检法三机关协商共同委托社区矫正工作部门来进行信息调查。最后提出在信息调查的内容方面要与司解内容相对接,与试点经验相融合,与身心特点相协调,与嫌疑罪名相对应的构想。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的中国抉择

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共同的责任和区别的责任。共同的责任是着眼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全球环境污染的关联性及环境治理的复杂性而提出的。而区别的责任恰恰是对共同的责任的一种补充。它考虑到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因此相应的污染程度和治理污染的能力也存在差异。中国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倡导并贯彻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但其这一立场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中国面临着强大的国际政治压力。     

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立法争议问题研究

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时应遵循一定程序法规范,以确保行政行为的合法、正确与公正,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藉由程序的规定,使人民在行政机关作成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得以参与、表达意见与沟通,进而确保人民程序与实体上权益,并增进人民的信赖。因此,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具有确保依法行政、保障人民权益、提高行政效率及增进人民对行政机关信赖的功能。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于2001年1月1日实施,在该法的引导下,各行政机关已经在许多行政程序单元上有常态性的实践经验,包括电子化政府或整合政府公报等配套制度的建制,也提供行政程序法实施的配套条件。研究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当时的立法争议问题,对于大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井研县农村“三分离”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定居城镇是推进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农村三分离现象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亟待解决。必须深化改革,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务工市民化,同时构筑保障体系,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条件。     

英、美、法三国行政调查制度的比较研究

行政调查是政府作出行政行为或决策的核心活动,是行政行为形成的基础.基于不同的行政法侍统,各国家就行政调查的理论与制度存在一定差异.英国的行政调查专注于事先的听证和异议申诉;美国的行政调查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一种行政行为;法国的行政调查主要运用在不动产的公用征收中.虽然三国具体行政调查制度不同但在相同的法治理念下都运行了相同的行政调查规则:正当程序、调查报告和司法救济.     

共谋共同正犯脱离制度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

在承认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基础上确立相应的脱离制度,不仅是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从共谋共同正犯关系中脱离的行为人进行正确定罪量刑的重要举措,更是弥补我国现有犯罪停止形态理论在解决退出共犯关系问题上的不足的必要手段.同时,这一制度的确立也有利于完善我国共同犯罪理论,进一步限制共犯制度的处罚范围.不同类型的共谋共同正犯脱离的成立需要具备不同的条件.“追随型”、“平等型”以及“首谋型”共谋共同正犯脱离的成立条件之间存在层层递进的关系.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的重新反思

“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是人性问题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的古老话题。历史上,“共同人性”曾经遭到“性三品”论和“阶级人性”论的冲击和批判,当下又遭到非本质主义哲学的解构,似乎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其实矛盾百出,遗患甚多。重新盘点、比较、甄别和反思中外思想史上关于“共同人性”与“差等人性”论述的得失,清除差等人性论,肯定共同人性论,不仅在当下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拨乱反正意义,而且对于自觉认识和把握普遍人性,顺应人性制定政策方针、实现国泰民安,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预审”问题研究

预审制度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97年公安部决定实行侦审合一以后,少数公安机关仍然坚持侦审分离,有些公安机关恢复或正在恢复独立的预审机构,<刑事诉讼法>正面临再次修改,应将预审制度保留,并进一步强化预审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