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做”警务策略与公安社会管理创新

公安社会管理的主体归根结底是机关、专业队、基层派出所三者的关系。按照“专业化分工、集约化管理、—体化运作”的思路，“做优机关、做强专业队、做实派出所、做精社区警务”的“四做”警务策略，旨在从全局和战略的层面，系统规划、统筹处理好机关、专业队、派出所等社会管理主体的关系，激发各方的积极性，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是马克思所处时代孕育的伟大思想,是马克思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劳动关系分析、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主要包括社会治理合力论、社会治理主体论、社会自治重要途径论、社会治理公平正义价值目标、社会治理终极目标等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我国农村社会治理经历了“政权下乡”“政社合一”“乡政村治”“多元共治”四个阶段。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治理面临村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村组织自治能力较弱、基层政府职能越位错位、农村政府财力相对不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尚有差距等挑战。马克思社会治理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和方法论指导意义。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民生指向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科学技术、金融监管、基层治理、数据管理、乡村振兴、老龄工作等重点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机构职责优化。在民生领域，新一轮机构改革重点围绕着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统筹推进乡村振兴、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四个领域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在成立中央社会工作部和国家数据局的同时对民政、卫生健康、农业农村、发展改革、信访等部门的职能进行了优化调整，为我国理顺现阶段民生建设领域的体制机制提供了助力。为了更好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应在后续方案中抓好层层落实、释放基层服务活力、形成多元主体协同，以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初衷。     

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优势——基于对江苏省沛县胡楼新村建设的考察

农村社会管理涉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管理新局面。     

论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与政府角色的互动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毛泽东时期的农村社会以国家干预、政府主导为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获得了极大的空间,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农村社会自发演进,同时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分权,村民自治登上舞台,并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有益探索。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农村社会发展面临新的约束,改革难以形成合力,共识尚未形成。如何重启农村社会的改革动力,农村社会、基层政府和中央高层必须携手达成共识,促进政府与农村社会关系调节过程的法制化、规范化与程序化,形成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     

山东省梁山县司法局：探索“四个中心”司法行政新格局

今年以来，梁山县司法局有效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围绕司法行政工作的几项主要业务，全力推进综合法律服务中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法制宣传教育中心、社区矫正管理服务中心四个机构建设，形成了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整体合力。     

青山绿水叙说“美丽故事”

瓯越独特山水，赋予温州诸多村庄秀美景色。2003年，根据全省的统一部署，温州开始组织实施“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建设，着力改善农村生活环境。通过建立“党政主导、农民主体、政策推动、机制创新”为工作导向，充分调动基层组织和基层群众创建热情，形成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合力。     

以基层组织建设为核心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导语：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宁波市北仑区在探索推进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通过综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基层社会自治能力，切实增强了基层社会管理合力与效能。提高了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水平。     

农村社区建设的新阶段多元主体的“大合唱”

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服务管理的基本单元。农村社区建设关乎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攸关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涉6.74亿（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居民的基本权益。6月26日，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会上，黑龙江、江苏等7个省份和安徽省淮北市，介绍了各自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做法和经验。党委政府强力推动者有之，社会组织活力绽放者有之；有的着力突出城乡一体，有的强调社区服务和社区自治。虽有不同侧重，但是这些宝贵的经验无一不呈现出实现“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实践中，我们看到了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是多元主体的“大合唱”，各种力量积极参与、融入，形成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合力。     

把握四种关系 增强履职水平

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体。政协委员的主体意识,直接关系到委员主体作用的发挥,关系到人民政协组织履行职能的水平及其成效。因而,解决影响委员主体意识发挥的问题,增强委员的主体意识,促进委员科学履职,推动地方政治、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基层政协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为政协组织,在完善自身建设方面,首先必须建立健全相关机制,通过处理好"四种关系",把好"四个关",促进委员主体意识增强。处理好委员的"推荐"关     

充分发挥委员作用 切实提升履职水平

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主体。结合近几年的工作实践，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基层政协要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重点要做好“三有”工作：一、善于管理。让委员发挥主体作用有坚实基础我们坚持从推荐、学习、激励等环节人手，不断加强委员管理，为充分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夯实了基础。（一）严格推荐委员。在换屑工作中，我们按照“五好”（政治素质好、履行职责好、参加活动好、遵纪守法好、本职工作好）标准，提出老委员的留任名单：按照“四看”（看政治素质高不高，看是否热爱政协工作，看参政能力强不强，看提名程序是否符合规定）要求，会同有关部门对新委员人选进行考察，严把委员人口关。     

阳光交易新模式——句容农村集体资产资源管理侧记

句容市素有“五山一水四分田”之称，全市12个镇（管委会）辖153个行政村，农业人口占60％以上，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数量可观，其管理和处置直接关系到农民利益，一旦得不到有效规范和监督，就会给基层滋生腐败和农村社会稳定留下隐患。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社会整合功能研究

农村是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领域。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村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面临着管理结构变化、管理主体分化、管理权威遭受质疑以及价值观念落后等诸多考验。要保证农村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必须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新的条件下整合农村的各类管理资源,形成多元共治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是社会整合的唯一合法主体,这要求它积极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明确整合内容、完善整合思路,将各利益主体纳入农村社会管理新格局,以社会整合带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基层妇女议事会运作

妇女议事会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推动性别平等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近年来上海P区妇女议事会的运作探索初步形成四个议事机制，即强调因地制宜、推陈出新的议事征集机制，注重规则、接纳与协商的议事讨论机制，议行合一、且行且议的议事落实机制，以及多主体内外联动的议事保障机制，促进了妇女议事会的落地，为女性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与治理提供了空间，进一步强化了女性协商对话能力，改善了女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对边缘化处境。未来基层妇女议事会的建设，需兼顾社会治理与社会性别视角、改善议事代表结构与流动机制、规范议事规则与程序以及将性别视角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长期整体规划之中，聚焦女性群体的机遇结构赋权和主体能动性增能，建立迈向性别平等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枫桥经验”60年：历史演进、核心意蕴与当代价值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源于基层实践的“枫桥经验”,经历了农村“四类分子”社会主义教育改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基层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历经60年岁月的洗礼,“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伟大飞跃,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方案,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和旗帜。“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的创新与成功实践在当代彰显了重要价值意蕴：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走向善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标本兼治强基础 创新管理保和谐

江山市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建设幸福家园、保障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来抓,通过多年的持续探索实践,形成了一套以创新夯实基层基础为主要抓手的工作机制,重点在＂思想理念深化、镇村组织夯实、机制办法创新、社会合力凝聚、民生民利保障＂等五个方面强化突破,取得了初步成效。     

试析社区建设中地方民政部门的角色定位

经过２年多的实验及探索，我们已明确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建设的主体及其互动体系，即“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区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形成整体合力，共同推进社区建设。”这一体系的目的是要准确定位各种主体在社区建设中的角色，形成社区建设的体制合力与过程活力。这是“政府指导、居民自治、社会参与”原则在主体力量配置及互动机制上的体现。它的形成与完善程度直接决定着社区建设能走多远。 目前，实践中暴露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社区建设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社区建设犹…     

基层社会治理视野下的黑恶势力犯罪及其防控对策

黑恶势力犯罪一直是危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颗"毒瘤",近年来出现软暴力行为突出、组织公司化、弱势群体黑恶化、"自己打伞"等新的特征,持续加深社会危害性。对防控黑恶势力犯罪综合治理的考察发现,目前存在对黑恶势力犯罪防控尚未有效形成执法合力、重点人员管控疏漏以及化解矛盾机制不畅的现实治理困境,影响黑恶势力犯罪的控制效果。因此,应以基层社会治理为切入点,落实群防群治的多元治理主体,加强各部门之间联系,并有效落实重点人员管理,夯实矛盾化解链条,以优化基层社会治理,反向实现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全面防控。     

以协商民主推进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基于浙江省实践探索的思考

村民自治的核心在于"四个民主",但民主选举往往更受重视。现实中,浙江农村的民主选举已经比较规范。民主选举出现的问题并不是民主选举自身的问题,而是农村社会治理土壤的问题。完善村民自治的突破口在于村庄权力的行使环节——民主决策和管理,协商民主的内核与民主决策和管理的价值取向存在高度契合。以基层治理绩效为驱动力,考察浙江省台州市两个协商民主案例发现,就以协商民主推进未来村民自治中的有效实现而言,一要保障村民的主体地位,二要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使农村社会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从选举走向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