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30年的鲜明特点

综观中国外交的伟大变革,不难看出外交态势由总体的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参与,由感性外交向理性外交提升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中国外交经历了具有深刻意义的伟大变革,开创了生机勃勃、波澜壮阔的新局面。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与实践的光辉指南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政策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制定的。这包括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     

和平共赢:大国外交的时代抉择

<正>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既源自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也扎根于新中国近七十年的伟大外交实践。中国传统的和平观念始终是中国外交理念创新发展的思想之源,对当代中国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到和谐世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在不断丰富和创新。当前,我国不仅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展现大国担当,而且还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     

儒家文化与习近平中国特色外交思想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中得来的。"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外交,既源自当代中国外交实践,又源自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体现中国最深厚的软实力。另一方面,习近平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又是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发展,使     

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 妥善解决南海问题

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内容,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完整、科学、系统性的。南海问题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邓小平时代,中国运用邓小平外交思想较好地维护了南海问题的大局面,为中国南方地区的建设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当前,南海问题日益冲突化,成为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一个矛盾热点,我们需要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正确处理南海问题,为"中国梦"宏伟目标的稳定实现提供国际条件。     

司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探析

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长期的对日外交实践中，他提出了“两个区分”、“关键是要和平共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等指导思想。中日关系遭岸信介破坏后，为修复民间外交并推进向官方外交过渡，他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恢复邦交后，他又及时提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官民并举、以官带民”等方针，坚持两条腿走路。周恩来对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及实践，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试论毛泽东外交思想

毛泽东是我国外交事业的奠基人。毛泽东外交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辟分析国际形势与时代特征,深入揭示和总结新旧中国的国家性质与外交实践而形成的外交理论体系。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外交战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

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共十六大召开以来,以和外交理论体系和全方位外交实践为基本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道路逐渐成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坚持国家间外交的普遍原理,又形成了自身的风格和特点,反映了中国大国风度、古国风貌、发展中国家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以和平共处为基础,以和平发展为道路,以和谐世界为追求,展现的是互利外交、和平外交、和谐外交,走出了一条温和而富于生命力的外交路线,实现了与历史上和现实中世界其他大国外交的本质区分。     

新中国民间外交思想的发展及其渊源

新中国的民间外交思想主要包括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人民外交和"以民促官"思想、邓小平的"民间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思想、新时期的"人文外交"与"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等。新中国民间外交的思想主要渊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动力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和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习近平的外交思想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及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当前世情国情结合起来,形成的丰富的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里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和平"理念等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具有深远影响。     

继续发挥“涉台外交”的优势

"涉台外交"曾经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和平发展取得重大成果之际,"涉台外交"的任务,是根据外交的特殊功能,把其对和平发展的促进功能和作用发挥到最大。(一)充分认识"涉台外交"的新形势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也为"涉台外交"带来新的态势。台湾"外交"按时间顺序分为"四类",     

“冷战”时期之禁毒与美国外交取舍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以联合国为舞台,借助新闻媒介之手,曾经展开过一场禁毒遏共外交活动。这既是当时特殊的"冷战"背景下美国遏制与孤立新中国的产物,更是美国对外政策实施过程中以话语权优势制衡对手的惯有手法,而由此助长了东南亚"金三角"毒品源地的坐大,则显然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的"冷战"背景下禁毒外交取舍不当之"苦果"。唯有摒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保持禁毒的初衷不变,国际禁毒事业方能得以长足发展。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辨析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许多需要再认识之处.它的提出绝不仅仅为了剿共,而有其特定的多重原因;安内的对象不惟中共及其军队,是变化的、多样的;它非蒋介石一人之主张,而是得到国民党和社会一定程度的认同;其反动性应看是否反人民、是否损害国家利益,而不宜以是否反共论.     

“一孩半”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视角分析

文章从社会性别和社会政策视角分析了"一孩半"生育政策出台的背景、目的、带来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途径。该政策在中国一半以上的人群中推行,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政策与生俱来的性别"短视",也由于该政策与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不协调、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误以及配套措施的不完善等缘故,"一孩半"生育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和间接地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相关。在传统的性别观念依旧强烈的广大农村地区,在人们尚不能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胎儿的情况下,在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并不充分的前提下,推行"一孩半"生育政策姑息、纵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们的性别偏好。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梳理、协调、配套相关政策出发,通过对生育政策的改革以及社会性别的宣传教育,进一步完善政策,从而真正达到推行生育政策增进性别平等的初衷。     

从“拉美陷阱”看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拉丁美洲国家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国家陷入"拉美陷阱"而不能自拔.研究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吸取其经验和教训,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夜郎之争与文化资源开发

“夜郎”是一个在西南地区经常被提到的词语,尤其在近年的四川、贵州等6省市“夜郎”属地之争中特别引人关注。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文化旅游资源的越来越受重视,神秘的夜郎文化也被当作一种资源进行开发,并出现了抢夺“夜郎”牌的文化资源之争。在这种争论不断深入之际,如果我们对其进行冷静思考,不难发现各地的终极目的都是想借“夜郎”发力,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单纯地为开发文化而开发文化难以真正体现其价值,夜郎文化资源的开发也必须与经济发展和旅游、文化等相结合,才能产生相应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试论构建和强化中国的“软实力”

“软实力”主要包括相对“硬实力”而言的文化观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近年来,中国的“软实力”正在逐渐形成和强大。进一步构建和强化中国的“软实力”,要靠建立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还要善于施展和平外交影响力,充分发挥中国文化的独特作用。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大大连"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大大连",必须提升新市区对外开放水平;力争国家批准建立大连自由贸易区;提高旅顺口区和长海县的开放度;保持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扩大利用外资领域;加快以金融、会展、物流业为重点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实施"走出去"战略.     

关于“一国两制”台湾模式的新构想

在现行“一国两制”构想用来解决台湾问题遇到阻力的情况下,本文深挖国家结构形式的理论资源,提出用“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新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借鉴联邦主义的某些做法,以期建构一个两岸同胞均能接受的国家统一模式。该构想扩大了“一国两制”的包容量,增强了“一国两制”的适用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实施"科技兴贸"发展广西出口

“科技兴贸”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在外经贸领域的具体体现 ,它对于广西大力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出口产业 ,密切科技与外贸的结合 ,扩大广西出口市场空间 ,拉动广西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广西的出口商品形态、出口工作方式和服务方式都不同程度地落后于发达国家与地区 ,必须按“科技兴贸”战略要求 ,加强对开放型经济的领导 ,建立相关部门联合工作机制 ;完善思路 ,制订发展目标和规划 ;加强政府引导 ,不断推出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改善环境 ,加大投入 ,帮助企业实现出口商品结构向高度化转变 ;广西还应改进出口工作及服务方式 ,将高新技术开发区培养成先发制人的出口基地 ,同时抓好技术引进 ,间接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构建和谐社会：“类生命”的自觉

人作为“类生命”开放的、自由的、发展的、丰富的存在物，与作为“种”的动物具有根本区别。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始终贯彻的是如何从整体上提升“类生命”的质量，这和以往偏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人的发展有着根本的区别，标志着“类”意识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