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闻采访权和隐私权的冲突

现代社会是个信息的社会，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大多来自传媒，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也主要依赖于记者的新闻报道，现实中记者的新闻采访权经常会与被采访人的个人隐私权发生矛盾。一定意义上讲，隐私权是一种消极的，静态的权利，记者的新闻采访权是一种积极的、动态的权利。就权利本质而言，隐私权是阻碍人们获得某种信息的权利，而采访权则是获取某种信息的权利，加之权利边界的模糊性，这就使得两种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使它们和谐运行，该文作者就这一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探讨。     

纽约州病人的权利——纽约州卫生部

一、关于你的权利作为纽约州的医院的病人,你具有由州和联邦法律规定的一些特定的权利和保护措施。这些规定有助于保证医院医疗服务的质量和安全。为了帮助你理解你的权利。纽约州卫生部和消费者健康信息委员会制订出这本小册。保存这本小册以供查阅参考。仔细阅读小册,并将这些信息与你的亲属和朋友共同分享。     

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信息权保护

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视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符合著作权法关涉作品的规范教义,不利于个人乃至社会整体知识水平的提升,违背著作权法的价值追求。顺应时代发展规律的信息权应该成为权利,符合权利生成法理标准的信息权可以成为权利。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本质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信息,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归入已然获得权利证立的信息权对象范畴,可高效实现关涉信息的多元价值诉求。人工智能所有人通常具有生成价值信息、控制信息传播的动机与能力,且实际享有信息权益、承担信息侵害他人权益的责任,应成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信息权主体。     

科斯定理与侵权法规则的制定

为什么违约不构成违法呢?为什么原告要获得加害人的赔偿就必须证明对方有过错呢?为什么不把这种侵害视为一个交易呢?在此交易中,你受到侵害并得到救济。而又为什么滋扰案的原告要获得赔偿却无需证明被告有过失呢?在罗纳德·科斯提出其定理之前,法律被当作固定不变的条文,没有人对上述问题以及普通法上的众多其他根本性的难题给出解答。但是科斯定理以一个精妙的命题解开了这些谜团。科斯定理:在交易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将权利赋予给谁都无关紧要,因为人们会通过交易重置这些权利。重要的是,创造这些权利的规则要具有稳定性,从而使人们能够明确自己的权利是什么。推论:在交易成本较高的情况下,明确由谁享有这些权利则至关重要,因为此时受这些权利影响     

论美国犯人的法律权利

被监禁罪犯的权利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展示一个社会的刑罚进化程度。但被监禁犯人的权利和优惠待遇是有区别的。在美国,宪法、制定法、判例、法规和国际法构成了犯人权利的法律基础。美国犯人的法律权利是通过大量诉讼和犯人权利运动获得的。美国犯人享有宗教自由权、言论自由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医疗权、受保护权、矫正机构惩罚和纪律方面的权利、平等保护权等7大类权利和大量的具体权利。这些权利具有实然性、多样性和具体性的特点。     

国外现役反恐武器装备扫描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世界各国尤其是美、俄、英等国的军警在原有武器装备的基础上，结合反恐怖作战的特点及需要，纷纷加大反恐怖武器装备发展的力度，广泛采用高新技术，研制并装备了适合反恐怖作战需要的自成一体的各种武器和技术装备初步实现了反恐怖武器装备小型化、侦察攻防一体化、功能多样化、指挥与通信网络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往自动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行政调查的讨论

行政机关在做出一定行政行为之前，要进行收集与一定行政行为有关的信息资料的活动，这种活动被称为行政调查。通过行政调查所获得的资料完整与否，直接关系到以这些资料为依据的行政行为的正确与否；行政机关收集信息资料的活动也常与相对方的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参与权）密切相关，加强对行政调查行为的研究和规范具有很大意义。我国行政法学界很少对行政调查行为加以研究，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学者认为行政调查行为是一种事实行为，也有学者认为是难行政法律行为，仅涉及相对人程序上的权利，并不会引起相对人实体权利的产生、…     

信息权与信息立法

所谓信息权,就是依法确定的获得、控制、使用、传播信息的权利。信息的获得,是指信息的生产(收集整理、组织加工)与受让;信息的控制,是指信息的储存;信息的使用,是指信息持有人将信息投入到各种具有特定目的的活动中去;信息的传播,是指信息持有人以有偿或无偿的方式将信息转让为全部或一部分社会成员所享有。     

论企业信息权的刑法保护

我国刑法评价的行为对象应是"信息"而非"数据"。在"参与式公共性"语境下,企业作为信息主体的基本标志不再是主体身份而是行为权限。企业信息专有权是指企业在原信息主体授权以及前者基础上的法定授权范围内,为了生产经营通过加工处理所掌握原始数据,对所获得信息享有的占有、使用、处分、收益的权利。基于权利的排他性以及针对不特定主体的效力,该权利未脱离绝对权范畴,应属新型财产权,本质是具备权利外观的刑事合规系统。应确立企业信息专有权作为刑法保护的新型信息法益,当企业为了生产经营在信息专有权的权限范围内制造、获取、传播、利用多方主体的信息时,应保护其信息专有权。当企业行为超越权限范围,则应以此作为其刑事不法的判断基准。     

数据共享与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数据共享现象日益普遍。数据共享是一种重要的数据利用方式,也是数据流通和数据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数据共享中的个人信息仍然属于信息权利人的权利,与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行为一样,数据共享也应当获得信息权利人的授权。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在规定个人信息权利时,应当规定数据共享规则,数据共享规则的设计应当妥当平衡数据流通与信息主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具体设计数据共享规则时,应当在区分不同个人信息类型的基础上,设计信息主体的授权规则。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意思表示解释的原则

意思表示解释原则经历了从一元模式到二元模式的发展过程。二元模式有其合理性。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的解释应兼采主观解释与规范性解释。主观解释即自然解释,适用前提是相对人知道表意人对表意符号的主观理解。规范性解释通常采用理性人视角,须探究理性人在具体情境中应当如何理解表意符号。合同中的数个意思表示解释应当尽量采用统一的理性人标准。在例外情形中,鉴于表意人的高度可归责性,规范性解释应采用主观相对人视角,以特定相对人对表意符号的实然理解作为表意符号的规范性意义。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