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双重向度

公共行政道德化问题是当代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行政改革和构建新型公共行政模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包括两个向度:其一是公共行政的制度和体制的道德化,即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同时,已经确立的制度又是有利于道德因素的生成和成长,能够对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的提高有着鼓励的作用;其二是行政人员的道德化,要求行政人员以道德主体的面目出现,在他的行政行为中从道德的原则出发,贯穿着道德精神,时时处处坚持道德的价值取向,公正地处理行政人员与政府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和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没有制度的道德化,行政人员个体的道德是不稳定的;但是,如果没有行政人员的道德化,那么制度的道德就会成为空洞的教条.     

论新世纪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路径

进入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公共行政体制下的政府是公共型政府、公正型政府、民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有限型政府、分权型政府、透明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型政府和责任制政府。建立和完善公共行政体制。必须切实解决传统行政体制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实现政府体制转型。     

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取向与方法的行政哲学维度

从行政哲学维度来看,价值与技术的分离奠定了行政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亦成为当下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陷于困境的根源。我国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分割导致的困境集中反映在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调整公共权力边界与运行方式;培育公民社会自治能力;重建公共行政伦理,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理论的重构——基于行政实践与行政环境关系的讨论

中国共产党在建政之初就在政党层法下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政一体行政体制,之后虽几经变革,中国公共行政体制的基调仍未改变。可时至转型期,我国的行政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行政体制与行政实践的关系也异常紧张。在这种背景下,要为我国公共行政实践提供正确的导向,缓解其与外在环境的紧张关系,有必要重构我国的公共行政理论。当前我国公共行政理论的重构要在保持党对政府的领导控制的条件下,以实现公民权利和人民利益为宗旨,重构党和政府与人民和社会的关系,并进行组织人事和公共政策等多角度的技术性的辅助变革。     

透明政府构建:后现代会话理论的视野

后现代主义的会话理论与现代透明政府的构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在会话理论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公共行政理论对透明政府构建中公民的平等意识、参与奉献精神以及公共利益、公共精神等价值诉求的回应。会话理论有助于建立透明政府的对话与协商机制,有助于建立基层行政人员与公民的合作参与机制,有助于培育透明行政中的公共行政精神。     

我国公共行政研究的新进展

为了深化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我国公共行政需要在突破西方主流理论局限的基础之上,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这就要求我国公共行政在以下三个方面获得新进展:一要反思公共行政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破除主流公共行政研究价值中立的神话,促进以解放为认知兴趣的公共行政研究,将公共行政现象还原为社会建构的事实;二要克服公共行政中管理主义的弊端:以矛盾作为公共行政的基本背景,以辩证法作为公共行政变革的潜在动力,以想象突破公共行政工具理性的局限;三要引导公共行政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以日常语言作为公共行政的通信媒介,以交往合理化原则改造公共政策的过程,以语言游戏的概念重构公共利益。     

提升公共行政伦理精神与政治体制改革

公共行政伦理精神是政治体制的“内蕴”和“灵魂”。要顺势把握新的发展预期,通过全面提升公共行政伦理精神这一软实力,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公共治理主体的伦理素质、因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之道,推进并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从行政人到道德人：公共行政道德的失范与建构

公共行政道德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对公共行政人员的行为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当前的公共行政实践中,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公共行政道德失范问题,急待解决。因此,如何对公共行政道德进行建构是当前一个较为紧迫的任务,需要社会成员共同努力。加强公共行政道德建设包括制度建设和行政人员个体建设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缺一不可的。     

从权力行政到服务行政

二十世纪末期,西方各国政府为适应经济发展,开始变革其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提出了市场模式、参与模式、灵活模式和非管制模式等现代公共行政模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一以惯之的以命令行政、人情行政、经验行政、多层行政、受控行政和身份行政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权力行政模式开始受到冲击.政府管理开始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公共行政模式.以承诺行政、制度行政、技术行政、参与行政、自主行政和契约行政为基本特征的服务行政模式是中国政府未来理想的公共行政模式之选择.中国政府在转型时期的公共行政模式处于发展之中,以变革求适应,将会以权力--服务混合行政模式作为其过渡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反思及超越

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两个方面的关注:一是问题,二是方法。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固然要重视对研究方法的运用。但是,对方法的过分关注导致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情结,忽略了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更造成了研究中方法对行政问题的消解。研究需要方法,但问题决定方法,方法始终应为问题服务。公共行政研究要通过重塑公共行政的价值理性、回归公共行政的现实关怀、寻找符合行政实践情境的研究方法等实现自身的构建,进而超越公共行政研究中的方法情结。     

当代公共行政美德研究图景北大核心CSSCI

当前国内外有关公共行政美德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在实践价值的研究方面,行政美德可以在行政组织、行政有效性、行政胜任能力和行政伦理等方面的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具体德目及培育路径的研究方面,虽然国外对具体德目的研究领先于国内,但国内外学界均聚焦于从组织、个体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培育行政美德;在研究方法方面,当前的研究主要采用定量研究、文献分析和案例分析等方法。未来的研究仍需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等方面不断拓展和深化,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公共行政的实践、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     

行政问责制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行政问责既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理念,也是公共行政的一种制度安排,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念.它要求政府必须承担道德、政治、行政以及法律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问责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对我国因袭多年的官本位思想将产生巨大的冲击,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公共行政的道德诉求和责任理念.但是由于行政问责制在我国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是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还存在着较大的空间.尽管目前行政问责制已初有成效,但总体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研究解决.     

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看公共行政的精神演变

从传统官僚制到现代官僚制,再到后官僚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精神转变.权力分布从官僚主导到势力均衡再到社会主导,体现了行政体系公共性的增强;从倚重权术到尊重规则再到多种治理方式的并重,体现了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引申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是加强民主化与理性化并重;既要重视政府自身的改革,也要改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提高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从话语理论分析现代公共行政

西方公共行政的研究在不断对先前行政管理理论的否定中向着更为完善的方向发展,这些新的理论也同样激励着公共行政的实践者以新的思维去实现公共管理。然而这一切似乎未能改变公共行政领域出现的各种危机,现实的公共行政体制充分显示出行政理论在现实面前的捉襟见肘,理论与现实的脱节造就了公共行政领域的混乱现状,公共行政理论全面陷入困境中。而后现代公共行政学的话语理论的出现,使我们能够更为细致入微地分析公共行政的现状。     

公共行政学本土化:必要性、内涵与路径

本土化研究是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公共行政学本土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最终目标和根本价值诉求,乃是在扎实深广的知识学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和解释系统,并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行政学术理论体系,以指导行政实践,推进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和政府管理实践.为此,我们需要从建立一支本土化的研究队伍,壮大研究力量;重视中国行政实践与学理资源,夯实研究基础;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完善行政学研究方法;以全面审视的眼光,批判地吸收西方已有的行政学研究成果等方面,推动我国公共行政学的本土化进程.     

公共管理的理论源流与变革

通过“新公共管理运动”而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中分化出来的“公共管理”，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整合。传统的公共行政，以韦伯的官僚制来破解庇护主义，以政治／行政分开来化解政党分肥，以官制度来建构行政组织的基本规范，以泰勒主义来保证效率行政的主导地位。这种行政改进逐渐变成公共行政中的教条主义。结果，官僚制成了官僚主义的代名词，政治／行政两分成了“两张皮”，官制度变成了族主义，效率主导变成了缺乏效果的效率。求解这些疑难导致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向“新公共管理”范式的转移。而突出公共性、现代性和综合性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建构，就是以公共行政为底色而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政策分析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的一次理论整合。     

中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发展与变革

现代化既是一种理念,又是一种变革的过程。中国致力于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努力开始于八十年代大规模的行政制度创新。其主要目标取向是建立市场化或亲市场的政府行政,实现行政权力的分散化和公共行政体系的结构分化,达到公共行政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使公共行政从国家权力的载体过渡为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实体。中国公共行政现代化的过程也必然面临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但其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明诺布鲁克:反思与观察

新公共行政学在公共行政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公共行政理论与实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持续的影响。作为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的回应，新公共行政学者们对主流行政学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与批判，并对当时的主流价值提出抗衡性观点。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意涵经由三次明诺布鲁克会议（1968年、1988年和2008年）而延续，尽管三次会议的背景与主题各不相同。然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新公共行政的影响力仍然无法扩展至整个学科领域。     

分离状态下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之整合

公共行政过程中对"行政"权力的过于强调和对"公共"属性的无情漠视致使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公共行政天然地涵摄了其内在伦理属性--公共件,因此,对分离状态下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进行整合有其必然的价值内蕴,公共行政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则是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进行整合的应然双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