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在“一对一”贿赂案件侦查中的价值研究

从我国检察机关办理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实践来看,口供常常作为贿赂案件侦查的突破口,没有口供,不仅侦查工作难以开展,甚至无法立案,口供证据因其在＂一对一＂贿赂案件的重要地位而被称为＂证据之王＂。近些年,也有学者对检察机关＂口供至上＂的办案理念提出质疑,认为在侦查＂一对一＂贿赂案件中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忽略了案件其他证据的获取,容易导致错案、犯罪嫌疑人翻供等问题;更有检察机关提出了完全排除口供证据的＂零口供＂办案理念。针对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在＂一对一＂贿赂案件中出现的＂零口供＂与＂口供至上＂的争议,应从＂一对一＂贿赂案件口供的特点入手,认真研究我国目前侦查中口供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予以完善。     

毒品案件中口供等言词证据的收集及运用

毒品案件审理过程中各类言词证据的收集,既要反对“口供是证据之王”的观点,更不能片面地理解“零口供”,只有全面的掌握案件事实,运用辩证的逻辑推理,才能使言词证据成为认定毒品案件的可靠手段。即:做好毒品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口供)的讯问笔录;全面收集证人证言;对查获的毒品交专门机构做出定性鉴定结论;言词证据应由实物证据来检验;严禁刑讯逼供和其他非法方式收集言词证据。     

口供的证明效力与补强

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其他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具有真实性、自愿性.口供可划分为庭外供述和庭上供述,就审判阶段而言,庭外供述必须转化为庭上供述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同案被告人口供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即使同案被告人口供一致,仍需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健全我国口供采证规则的思考

口供,即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是我国法定的证据形式。口供采证规则,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收集、保全和运用口供的法律准则。作为程序法的证据规则,较之于实体内容最明显的优点是它的可把握性。健全采信与排除口供的证据规则,并遵循规则办案,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刑事诉讼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双重目的的实现。     

口供的概念界定、特征及作用探析

口供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有罪的供述以及罪轻的辩解,而不包括无罪的辩解。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是案件的实施者,又是诉讼结果的承担着,决定了口供具有"证明案件的直接性"、"口供内容的真假混合性"、"口供形式的反复多变性"等多重特征,并在探明案件真相、证明案件事实及保障人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被告人翻供口供审查认定的理论探讨——对被告人翻供案件证据的认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口供（供述和辩解）规定为刑事诉讼的七种证据之一;但口供的特点又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常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司法实践中对口供及案件证据运用和认定的难度。规范口供运用和认定的法律标准、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的相关理论,才能正确地审查判断与认定口供。     

从口供的重要性看刑讯逼供的原因

产生刑讯逼供的根本原因是讯问的合法性、口供的重要性,以及侦查中追求口供的态度;其直接原因是“如实供述”的义务和侦查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现实原因是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对侦查讯问的有效监督。     

证据制度史中口供地位的变迁

口供在证据制度史中地位的变迁是与生产力发展、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的变革紧密相关的。在推行神示证据制度的奴隶制社会,口供开始登上司法舞台;封建社会确立了法定证据制度,口供被冠以“证据之王”;资产阶级确立了自由心证制度,口供在证据制度中的核心地位被以物证、书证等“科学证据”取代。我国应建立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建立全面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排除传闻证据的规则;证明标准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事实标准改为法律事实的“排他性”标准。     

口供印证的类型化研究——基于我国刑事审判实践的思考

口供印证属于印证证明模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分类讨论。其中，认罪案件普通审理基于诉讼程序的完整性，口供的印证保留了完整的司法证明过程，需要遵循“实质印证”法则。认罪案件简化审理基于存在诉讼程序的简化，印证过程呈现出简化印证特点，但是审判人员必须坚持最低限度的印证要求。翻供案件中的口供印证呈现出双重印证特点，既要审查认罪供述的印证问题，又要审查翻供理由、无罪辩解的不能印证问题。共同犯罪案件的口供印证则是呈现为一种对比印证特点，审判人员需要对比共犯认罪供述的一致性，并在结合其他证据印证的基础上，得出共犯认罪供述的证据事实是否得到充分印证。     

从口供的重要性看刑讯逼供的原因

产生刑讯逼供的根本原因是讯问的合法性，口供的得要性，以及侦查中追求口供的态度，其直接原因，是“如实供述”的义务和侦查人员的自由裁量权，现实原因是缺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对侦查讯问的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