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传统与现代之辨

“天人合一”在古代与当代有着明显的差异：在天人观上，传统的“天人合一”或者突出天道，即人对自然的顺应与屈从，或者突出人道，即“人定胜天”式的主体力量的张扬，而现代的“天人合一”核心思想在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天”与“人”的理解上，传统“天人合一”强调“老天”、“神灵”，强调“帝王”、“圣人”等个别人，而现代“天人合一”认为“天”即自然界，“人”即类、群体与个体的统一；在“合”的功能上，传统“天人合一”是一种简单、素朴的消极和合，而现代“天人合一”则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内涵并非毫不相干，而是继承与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批判性继承与划时代探析发展而来。厘清“天人合一”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对于推进生态伦理学研究与和谐社会构建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群众、观点与路线：“群众路线”的缘起

“群众路线”是中国政治中的特有概念。虽然“群众”、“路线”概念早已有之，但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理论的构建和运用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造，“群众”与“路线”概念不仅是整体意义上“群众路线”概念的组成要素，更重要的是，党对于“群众”与“路线”的界定与理解决定了“群众路线”的本质与内涵。     

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原则

其一，要重视“一体化”与“全球化”的区别。西方借经济“全球化”宣扬“一体化”，实际是要搞“西方化”．即世界“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要保持警惕，不能随声附和，更不宜简单笼统地提“与世界经济接轨”。当前世界经济完全“一体化”是不可能的。不仅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与资本主义国家“一体化”，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与发达国家“一体化”．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没有能够“一体化”。     

论才与财（七篇）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句话道出了天下才子的心声．“才”与“财”孰轻孰重？千金易得，一将难求；“才”与“财”，如何待之？以“财”养“才”，以“财”滋“才”，以“才”为根，以“才”为本。以“财”助“才”!     

一诺千金重

自古就有“一诺千金”与“信誉无价”的圣言，前者讲的是“做人”，后者说的是“为商”。而实际上，做人与为商又是异曲同工，“童叟无欺”与“货真价实”的信条同时也是做人在商品流通中的延续。做生意到了一定境界，就是做人。     

“平均”的歧义

“平均数”和“大多数”是我们在工作中常用的概念。在有些情况下，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无关紧要；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平均”是有歧义的，必须将“平均数”与“大多数”区分清楚，决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们要务实、求实，正确把握好“平均数”与“大多数”的关系，防止和纠正那种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的倾向，扎扎实实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传统文化背景下的邓小平"和论思想"与辩证观念

“和平共处”理论，“两手抓”方针，“德治”与“法治”思想，“一国两制”构想，先富、共富模式，无不是邓小平借鉴古代“和合”思想和辩证观念的理论结晶。本文从传统文化背景下的邓小平“和论思想”与辩证观念的理论探讨入手，试图揭示其内在的本质联系，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服务。     

石家庄2012年经济发展的“升与降”

2012年国内外经济大环境直接考量着石家庄经济发展的“升与降”。抓住“升与降”的新支点，打造“升与降”的新高地，完善“升与降”的新思路，在经济回落的通道中寻找增长的内生动力，是“升与降”的关键。     

王阳明的天理人欲之新辨析：问题、实质及现实关怀 ——基于《传习录》的文本学分析

良知的“本体”说本身的成立还要以对人的前提预设为前提。在阳明那里，这 “天理”与“人欲”有作为“前提”讨论的必要：一个是逻辑前提，称为“天理在前”，一个是“事实前提”，称为“人欲在先”。 天理与人欲之所以对立，是它们背后的公与私对立。天理与人欲的现实关怀，我们可以用一个“忧”来作具体体认。“忧”可以说是内圣外王的理论的现实关怀的极佳体现。     

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理论依据、现实基础和基本关系

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昭示着后发国家可能呈现的共同规律和人们生活的共同追求。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无疑与“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相当吻合。从一定意义上说，罗斯托阶段论或许可以作为我们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杭州正在向“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迈进。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具有深厚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为提升“五大生活品质”，需要相应地处理好“生产与消费”、“效率与公平”、“民主与法制”“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开发”五个基本关系。     

略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内涵的双重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中的“人”的内涵，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规定：在人与物的比较上，是以“人”为“本”；在执政党或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比较上，是以“民”为“本”。这里的“本”，是指“根本”。     

实践“三个代表”要注重“雪中送炭”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思想作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应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深入研究群众工作规律，正确处理好“靠”与“教”、“听”与“集”、“联”与“带”的关系。     

“之江新语”（九）

“潜绩”与“显绩” 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工作是基础性工作，“三农”工作的内在特点和规律，决定了这方面工作更多的是做铺垫的长期性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马上见效。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潜绩”与“显绩”，创造政绩的问题。“潜”与“显”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德治”与“法治”

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充分运用“德治”与“法治”两种途径，结合大学生实际双管齐下，全面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以及法律意识。“德治”应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相结合，与时代要求结合，与吸收西方思想合理内核结合；“法治”应与保障大学生实体与程序权利结合，与树立大学生守法意识和法律信仰结合，与“依法治校”结合。     

后税时代乡村干部关系及冲突

后税时代乡村干部关系从“保护”、“逆保护”关系发展到“冲突”关系。具体来讲，税费时期乡干部充当了村干部的保护者，反过来，村干部对乡干部实行逆保护。税费取消以后乡村干部不再存在保护关系，乡村干部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为”与“不作为”的冲突也端倪初露。这种逆转性变化源自乡村干部之间目标取向的分异。展开来说，就是乡干部“疏农民”、“维稳定”与“竞升迁”的目标，与村干部“亲村民”、“促发展”与“保连任”目标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冲突。其矛盾化解也被非制度化。     

“权力”的滋味怎样品尝

成功与失败、荣誉与耻辱、幸福与悲哀，权力的滋味悬如霄壤，实则只有一步之遥——“只在公私之间尔”《明史》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曾问众臣，“天下何人最快活？”大家各抒己见，有人说“富甲天下”，有人说“功成名就”，有人说“高官厚禄”……朱元璋听罢一一摇头，直到听到“畏法度者最快活”时才点头称是。故事蕴含的对“权力”的认识，引人深思。     

说“三小”

人民日报社政治文化部与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调查显示，“小圈子”“小兄弟”“小爱好”现象在某些领导干部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不少领导干部的堕落，与这“三小”息息相关。据此看来，“三小”误国害民，不得不防。     

临沭县：“双向约谈”提升组织工作满意度

山东省临沭县通过组织部门“主动约谈”和基层党员干部人才“申请约谈”，畅通了党员干部人才与组织部门沟通交流的“前门”，堵住了“跑”“找”“要”等不正之风的“后门”，提升了组织工作满意度。坚持“真情关爱”与“有效疏通”相结合。着力解决“不敢谈”的问题。     

何为颜子克己？——理解朱陆异同的一个新视角

朱熹与陆九渊对“颜回克己”的诠释大相径庭，朱熹认为颜子克己是克胜“声色利欲”，强调克私欲；陆九渊却主张克除个人知见，认为颜子克己是克私意。朱熹在天理人欲之间，论克胜私欲的仁学工夫；陆九渊则对理欲之辨不以为然，而以“天德己见之进退”论克己；朱熹强调克己与明理工夫配合，陆九渊却提倡易简工夫，要学者超拔“私意陷溺”。朱陆围绕“颜回克己”的不同诠说与工夫主张分歧，更爆发为针锋相对的“学术批评”，陆九渊直指朱熹“沉溺私见”，朱熹斥责陆九渊“颜子无己可克”“无意见”之说。由此，“颜回克己”超出单纯的经学诠释向度，在通常所论“朱学陆学之异”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之分、“尊德性”与“道问学”之别外，提供了考察“朱陆异同”学术公案的一个新视角。     

谋“为”与谋“位”

“位”与“为”，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位”者，地位、职位、位置；“为”者，行为、能为、作为。“位”者，为之用；“为”者，位之体。二者相辅相成，是相互关联的辩证统一体。谋“为”与谋“位”，虽一字之别，却能体现出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工作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与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