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死刑发展趋势

现阶段 ,死刑的威慑力和一般预防的作用受到广泛质疑。就中国适用死刑而言 ,死刑不是严重犯罪的杀手锏 ,应在死刑与重刑主义之外寻求和制定更为科学的刑事政策 ;死刑误判危害是巨大的也是双重的 ,不仅给无辜者造成终生难忘的伤痛和屈辱 ,而且严重损害了国家司法公正的形象 ;死刑适用应体现立法中已表达的民意 ,而不是屈从于局部民愤而扭曲法律的规定。中国死刑制度在大幅度削减的基础上 ,最终走向废除 ,这是我国死刑的发展趋势所在。     

毒品犯罪死刑司法适用标准研究

死刑是我国遏制毒品犯罪的一项重要刑罚措施,然而,由于司法实践中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机械理解《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导致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过低,对毒品犯罪中不应当判处死刑与判处死刑“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界限把握不当等。虽然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情形较多,但控制毒品犯罪的效果并不明显。为充分保障人权及有效发挥死刑在预防毒品犯罪中的作用,必须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坚持等价性、必要性和不得已性三个原则,根据《刑法》第48条之规定所体现的严格限制死刑的精神,正确理解《刑法》第347条第2款关于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条件的规定,合理确立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标准。     

论死缓制度的缺憾及其弥补

死缓制度是我国刑法独创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既可以通过保留死刑实际执行的可能性而维护死刑特有的威慑力,又由于被判处死缓的人事实上基本都没有被执行死刑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和改造功能。死缓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但该制度在理论及实践方面都存在着缺憾,从而限制了死缓制度效用的发挥,有必要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并提出相应的弥补措施。这样不仅能够发挥其本身的特点,而且将成为目前我国限制死刑的合理且现实的选择。     

老年人犯罪死刑立法的理性思考——《刑法修正案（八）》第3条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对老年人犯罪的死刑适用作出相关规定,但个别语句含义不够明确。文章从老年人犯罪死刑限制适用具有从轻处罚的依据入手,对老年人所具有的刑事责任能力,我国“矜老”的文化传统,司法实践中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背景等方面予以论述,并对“审判的时候已满75周岁”、“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等相关语句进行解读,提出对老年人犯罪死刑限制内容进一步修订、完善的建议。     

关于建立行政刑罚制度的构想

行政刑罚制度是刑法学与行政法学交叉学科的产物,是探求用一种新的手段来解决新的社会矛盾。行政刑罚制度具有本身的独立性。行政刑罚制度的建立既是社会现实的需要,也是我国立法和行政执法的要求。行政刑罚制度的立法体系应当以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为主导,在程序上适用司法程序。     

我国死刑执行方式演变考

死刑,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刑种。我国死刑的执行方式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则经历了由野蛮、残酷的报复性惩罚,到文明、人道的人文性惩罚的发展阶段。随着死刑执行方式的不断演变,死刑执行的准确率也由最初的迷信、残暴,进展到如今执行的准确无误。     

实现公正：废除财产型犯罪的死开——兼谈刑法的谦抑性

根据刑法的谦抑性,从刑罚的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不同角度,对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没有涉及到人身权利的财产型犯罪,包括经济犯罪、侵犯财产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的价值及谦抑性要求,应当废除。     

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及其死刑裁量——以刑事指导案例为对象的研究

故意杀人罪在死刑适用案件中占有较大比重,其死刑裁量对于减少和控制死刑具有重要意义。而手段残忍是司法实践中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的重要因素,并且独立于故意杀人罪的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以及后果严重等评价性用语。通过对十个被司法机关认定为故意杀人手段残忍的典型案例的探讨,可以认为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是指,在杀人过程中,故意折磨被害人,致使被害人死亡之前处于肉体与精神的痛苦状态。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将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与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以及后果严重等评价性用语相混淆的现象,致使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内容宽泛,沦为一句法律套语。故意杀人罪的死刑裁量应当主要从案件性质、犯罪情节、犯罪后果、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等四个方面进行考量。     

陪审团在死刑案件中适用的价值分析

死刑案件作为最严重的案件,作为关涉公民生命权的案件,它的审判是我们在构建正当法律程序时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价值分析为主视角,从哲学思辨和实证分析入手,提出在我国的死刑案件中引入陪审团审判,以构建强大的死刑案件普通审程序之设想,试图通过在死刑案件中引入陪审团审判,扩大刑事司法中的民众参与和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之实现。     

死刑民意调查研究

目前,广大民众对死刑的支持仅是一种“感性的”认识。通过实证调查可知,文化水平的高低基本上不会影响人们对死刑支持率的高低,不同职业也基本上不会影响人们对死刑的态度。因此,那种寄希望于将来人们文化水平提高、社会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使人们放弃对死刑支持态度的观点就显得不切实际。切实可行的做法是：以主张限制及废除死刑的学者为先锋,以政府及媒体为主力军,首先从大学生及中小学生入手加大对死刑的宣传力度与广度,使广大民众早日对死刑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认识,从而使“民意”不再成为我国废除死刑道路上的障碍。     

Reasons for South Kor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death penalty: exploring the nexus between strong public support and history of misapplication

As of this writing, South Korea (officially, the Republic of Korea) is an abolitionist-in-practice nation; capital punishment is legal, but no death sentenc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since a moratorium was enacted in 1997. Public support for the death penalty has decreased over time; however, the factors that determine support for or opposition to the death penalty of the South Korean general public are largely unknown. Using survey data from a nationwide sample of 416 respondents,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potential predictors for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capital punishment support. A majority of survey respondents (83%) supported the death penalty, a higher percentage than recent surveys of the South Korean general public. The deterrence and retribution perspectives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death penalty support, while crime severity, neighbourhood safety, the brutalisation effect, and innocence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This study provides the first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outh Korean attitudes towards the death penalty.     

当代中国死刑改革争议问题论要简

死刑改革是当代中国刑法改革过程中最受关注、最具现实意义且备受争议的重大问题。中国虽难以在短期内全面废止死刑,但却有必要将废止死刑纳入其政策内涵。在功利与人道之间,人道性应当成为我国死刑改革最主要的根据。我国应以无期徒刑作为死刑的立法替代措施,适时建立死刑赦免制度,公开死刑执行的数字,并于适当时机废止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     

重读邓小平诉讼法思想

邓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十年了。随着对其法制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诉讼法思想研究就成为一项具体而有意义的理论工作。邓小平诉讼法思想可以至少归结为四个方面:重视司法机关和律师队伍建设与重视诉讼法制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诉讼制度的基本思想、依法从重从快和"严打"的思想、注重调解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国诉讼法的立法和实施曾经起到巨大的影响,对今后诉讼法的实践和完善也深具意义。     

经济犯罪中死刑生命空间的多维思考

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存置尚有一定的生命空间，但更不应忽视的是其生命空间的萎缩性与内部的不和谐性。死刑在经济犯罪中的存置经历了一个由广泛扩展再到适当限制的嬗变过程。其存置在价值层面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孕育了不合理性的基因；传统刑法文化对实定刑法产生了根深蒂目的影响，重刑、泛刑、死刑以及宗法文化的发达与现代社会的法治刑法文化观念，发生着剧烈的碰撞与冲突。而传统文化的惯性对一国的经济犯罪中死刑的存废始终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无论是中国社会偏重伦理学角度的“性善”与“性恶”的人性之争，还是西方社会偏重法哲学角度的“理性”与“经验”的人性之争．都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经济犯罪中不论是主张存置死刑抑或还是废除死刑，均有支撑其存在的人性基础。     

情节犯新论

情节犯是以一定的概括性定罪情节作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的犯罪。情节犯之情节只关系到行为的有罪性 ;其在立法上的规定形式并不限于条文中明确规定有“情节”字样的要件 ,也包括没有“情节”二字的其他概括性定罪情节 ,如数额较大、造成严重后果等规定 ;情节犯的情节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 ,与量刑无关 ,即它不包括情节加重犯与情节减轻犯。     

中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检讨与改进

反思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立法现状和实践运作,不能不说在一些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甚至不尽人道的地方。因此,重构、完善我国的死刑执行程序,使之更加理性、文明和规范,不仅是人权保障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是实践的迫切需要。     

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以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的测量为中心

概率样本数据显示,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的民意支持率极低,这与公共空间所呈现的舆论态势存在较大反差;围绕本罪死刑存废的拉锯过程对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突然死亡”式死刑废除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而依靠精英话语引导民众支持死刑废除的思路则面临“精英观念缺位”的尴尬.以个罪死刑的民意支持度为依据,逐步废除罪刑失衡的个罪的死刑,是我国死刑改革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防止“沉默的螺旋”等传播现象所导致的“错位民意”对立法与司法的不当影响.以官方人口统计信息为参照获取概率样本,采用匿名电脑调查法和“讲故事法”测量相对敏感的“外指观念”,是进行民意测量时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爆炸物犯罪司法疑难问题及其解决

爆炸物犯罪的法律规定存在漏洞,刑法理论界对有关爆炸物犯罪的研究欠深、广,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处理爆炸物犯罪时对犯罪对象、行为、罪数认定及刑罚裁量等出现争议和疑难。认真探讨这些问题,对丰富爆炸物犯罪理论和解决爆炸物犯罪量刑失衡具有重大意义。立法和司法解释对爆炸物的外延不周延,应从社会危害性角度考虑予以解决;对爆炸物犯罪行为认定的疑难,应从各种犯罪行为的本质特点予以认定;对罪数形态认定的疑难,应从把握事后不可罚行为和想象竞合犯等刑法理论的基础上具体分析认定;对于刑罚裁量上的失衡,应从正确认定处罚情节和正确适用司法解释来解决。     

论死刑的替代措施——以我国刑法立法为基点

我国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全面废除死刑,但由于我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因而应当将死刑罪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我国现行刑法对68种犯罪规定了死刑,主张废除其中的56种犯罪的死刑,保留其中12种犯罪的死刑。在废除56种犯罪的死刑后,除传授犯罪方法罪、组织卖淫罪这两个罪的死刑规定明显不合理,不属于废除死刑后采取替代措施的外,对其他54种废除死刑的犯罪均应以25年不得假释或者减刑后服刑期不得少于25年的无期徒刑作为其替代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