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官方智库:谁在直通中南海

近年来,中国智库在政府决策过程中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今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特色智库作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智库,英文称"ThinkTank",即智囊机构,也称"思想库".指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是影响政府决策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公安智库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2015年6月,公安部在《关于加强公安机关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出,要重点依托公安院校建设一批公安工作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部级公安智库和省级公安机关智库,造就一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德才兼备、富于创新精神的决策研究咨询队伍,建立一套治理完善、充满活力、监管有力的公安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2015年9月。     

阎建国:建立中国律师智库,让全体律师积极参与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高度重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等。这既表明智库建设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阎建国律师认为:随着律师队伍不     

中国智库应具备七个要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党和政府日益重视智库在政府决策和舆论引导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鼓励相关研究机构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向笔者转述了他在＂中国式智库的现在与未来学术研讨会——暨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庆典＂会议上的论点,他说,智库正在取代昔日的＂幕僚＂、＂文胆＂、＂智囊＂,成为影响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     

协商民主的制度化与地方治理体系创新:顺德决策咨询委员会制度的经验及其启示

协商民主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和途径,也是推动善治的重要途径,代表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可能方向。然而,在我国是否存在真正的协商民主的实践,少数地方性、零散的协商民主的试验能否持续和制度化,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如何等问题上,学界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基于对顺德决策咨询委员会(简称"决咨委")制度的发展经验的考察和分析,论文指出协商民主在中国是存在的,并在地方层面不断发展和制度化;决策咨询是我国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重要制度创新,也是推动地方治理体系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积极尝试和取得的重要成果。顺德的决策咨询制度值得深入研究和推广。     

如何加强检察智库建设推动检察事业发展北大核心

智库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同样,检察理论的创新、检察事业的发展,也需要检察智库提供支撑。为了科学界定检察智库的内涵,深刻理解加强检察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全面厘清检察智库的职能、定位、架构及运作模式,本刊特邀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加强检察智库建设推动检察事业发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敬请关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法律问题研究：金融改革与“法律特区”——关于上海自贸区研究的一点刍议

自贸区试验成败的关键是金融制度创新。金融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如何防范和控制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所带来的风险。为应对自贸区制度建设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与自贸区相关的研究机构已经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智库建设契合了这一发展趋势。对于相关研究机构和高校等而言，自贸区研究是智库建设的最佳切入点，可以事半功倍。但自贸区的智库建设必须精心策划。为此，通过对自贸区的目标、理念以及相关研究资源重组的可能性进行考察。自贸区智库研究的基本定位是根据上海自贸区以及中国制度创新的重大战略需求，开展扎实的学术研究和实证分析，在整合相关研究机构原有各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聚焦社会科学的“巴尔德象限”，即应用基础研究。     

“士”的参与治理之道——评《专家学者参与型治理》

正杨立华(2015).专家学者参与型治理:荒漠化及其他集体行动困境问题解决的新模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共362页.一、引言公共决策中的专家参与已成为共识。国内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专家咨询制度及智库的研究(如:朱旭峰,2009;陈升、孟漫,2015);二是关于实践中专家参与的作用及局限性的研究(如:王锡锌、章永乐,2003)。     

我国当代教育法律体系中社会教育责任的缺失

治理一词已在世界范围内提倡很久,笔者首先追本溯源分析了治理的四个内涵:目的在于发展、方式倡导多样、过程重在预案、主体变为多元化。基于对治理一词的分析,本文认为实现社会教育责任的教育治理具有多重途径,如法律层面地硬性规定、舆论导向的鼓励参与、伦理道德层面的应该参与等,本文从法律层面探讨了校外教育机构及非教育机构两大主体教育责任的缺失,并对相应对策进行探索。     

我们需要一部什么样的社会信用法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党中央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其中,失信惩戒是信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机制。近年来,失信惩戒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信用惩戒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和探索,加快推进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立法十分必要。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关于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反思——以无单放货案件的处理为视角

提单的管辖权是正确处理无单放货等提单纠纷的首要问题。提单的管辖权条款属于协议管辖,是国际私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物。无单放货案件存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形,所谓的“侵权纠纷一般不适用协议管辖条款”的规则并不能当然适用。根据现行法以及民事侵权的基本法理,分析中国法院用于否定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侵权诉因”及“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两个主要事由,认为以“侵权诉因”排除提单管辖权条款适用的做法不仅于法无据,而且违背法理;而以“与争议没有实际联系”作为否定承运人总部或主营业地之管辖连接点的理由也过于极端。在上述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提单管辖权条款问题的三点策略。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