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湘黔边"苗防"考略

本文对清王朝控制和统治湘黔边"苗疆"及其"生苗"的政策,即"苗防"政策措施作了历史的考评.认为清朝统治者继承了明代的军事圈围、封锁和隔离政策,但同时在"苗疆"建治设官、兴教办学、实行"化导"政策,这又与明代有明显区别.而清王朝的政策,在其前期和后期,自身也有很大变化.屯堡碉卡和"边墙"有"防"的作用,但主要的功能是军事镇压和攻战;"边墙"所区分的只是苗、汉生活区域和田土耕种范围,是明、清王朝在自己疆域内对不统治区的划分,以分而治之.这在性质上与中国古代"长城"完全不同.     

官政与民规：清代道光时期的苗疆土地政策

清代改土归流后，大批内地汉民迁入苗疆，导致了苗疆严重的土地问题，这一问题至道光年间最为严重。道光帝在行政、法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少数民族的土地权益。缓和了当时的民族危机，维护了当时的苗疆稳定。然而，这一政策忽视了苗疆与内地在文化与生产力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苗疆土地问题，之后的苗疆土地状况更从事实上说明了道光时期苗疆的土地政策的无效性。     

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

本文对湘黔边一带史称"苗疆"的苗族聚居区在明代年设的"堡哨"、"边墙"的历史沿革和作用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堡哨"、"边墙"是苗族人民顽强斗争的结果,客观上使当地苗族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     

论清代对苗疆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清代，包括贵州、广西、云南及部分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在内的广大苗疆，自然地理环境多样，民族成分复杂，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尤为重要。清代在治理苗疆的过程中，注意融入生态保护的内容，在森林、矿产、土地、水利等资源的保护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维护苗疆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保护了苗疆丰富而脆弱的生态资源，对今天建立健全这一地区的生态法律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中国期刊民族学研究论文目录索引

正"国家化"视野下的中国西南地域与民族社会——以"古苗疆走廊"为中心//杨志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与"边墙":历史上的"苗疆"//黄才贵//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明代"苗疆走廊"的形成与贵州建省//曹端波//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3     

“集中”抑或“分散”:近代苗疆农村土地的分配关系

近代苗疆的土地分配关系是少数民族土地占有关系的一个例证。诸多宏观材料表明苗疆的土地占有相对集中,但从典型材料看,土地占有却是相对分散。如果去除宏观材料来源于民族交融区的原因和苛捐杂税、抓兵拉夫的外力,典型材料则更具有代表性,因为其民族成分更加单一。苗族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总体低下、农民对土地比较看重、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辅助,以及分家析户的传统等诸多因素都分散了集中的土地。需要强调的是,苗族地区的土地分配不均是一种常态。     

苏联官制形成的渊源

剖析苏联解体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苏联高度集中的官制问题。苏联官制的产生有其历史、理论以及政党本身等渊源。本文试从这几个角度分析苏联官制的形成,从而提出观点,即在苏联官制形成的渊源中孕育了官制高度集权的特点,这也是导致苏联历届领导者改革没有成功,苏联最终解体的原因之一。     

清代民族法中"苗例"之考释

“苗例”作为清代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所含正确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苗例”中“苗”不是现代民族学中的苗族 ,它具有泛指南方各民族群体和南方民族群体中那些没有阶级分化和独立公共权力机构的群体 ,即没有在土司或国家行政、司法控制下的群体。“苗疆”是清代南方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后所形成的新开发区。“苗例”是南方各民族固有法或习惯法以及中央政府为南方民族特别制定的国家法。     

西汉侯国官制考述

西汉封国分为王国和侯国两级。封国官制 ,特别是侯国官制问题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之研究仅停留在侯国的演变和传统设官等粗浅的认识上 ,而且某些观点和史实与地下出土之文物明显不符。关于列侯之执掌和侯国之财源本人已有专文论述。今仅就侯国官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作一研究 ,以期抛砖引玉 ,就教于方家同仁。一　武帝之前侯国之设官汉初 ,侯国直属中央 ,中央设主爵中尉管理列侯 ,侯国当与郡平级。由于列侯“自置吏 ,得赋敛” ,故侯国设官很大程度上受到侯之制约。早在汉初 ,侯国就存在着以侯令长为核心的地方行政系统和以侯家吏为代…     

清代雍正时期对贵州苗疆的开辟

清雍正时期对贵州改土归流，主要是武力开辟“苗疆”，重点在今黔东南地区。经过数年征战，达到了改土归流目的。奠定今贵州省境版图的基础；大量土地、人口被纳入封建王朝版籍，受流官的直接统治剥削。改变和影响了当地民族内部的社会传统生活和封建化进程。但苗疆地区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矛盾，导致反清起义斗争一直绵延不绝。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尹官的设置及其职掌

以尹名官是楚国官制的特点之一，尹前冠以限定成分是尹官的表现形式。文章深刻剖析了以尹名官的历史渊源，并对“令尹”以及其它诸尹官的来龙去脉展开了充分的论述。深入探讨楚国尹官的设置及其职掌等问题，对于研究楚国的官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中原诸国官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朝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略论

孝文帝改定官制所造就的北魏秘书著作官制度,在模仿南朝制度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并由此确立了北魏的国家编撰出版机构。以史官制度为中心的、包括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在内的北朝国家编撰出版机构,则基本沿着北魏制度的轨道运行。北朝的秘书著作官制度,也成为后来隋唐相关制度的主要渊源。     

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作者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三是开辟“苗 疆”，设官建制。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论清朝前期对湘西苗民的经济治理

清朝对湘西苗民的经济治理,主要体现在苗疆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及商业规定上。清前期在湘西苗疆的土地分配及赋税征收政策,可以乾嘉起义分成两个阶段。乾嘉起义前,清政府基本上对土地原来的拥有者采取承认的态度,只是重新丈量,重编户册,以便交纳赋税。乾嘉起义后,则完全改变了苗疆原有的土地拥有结构,重新分配土地,确立新的土地制度,把苗疆半数以上的田土纳为国有。这一改变,对苗族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石门坎的精神价值——柏格理精神研讨会综述

<正>石门坎,位于九三学社定点帮扶的贵州威宁县。来过石门坎的人们,都能够与这里保持长久的联系,不断在精神和行动上付出,因为这里有奉献精神的召唤和传承。1904年,英国传教士柏格理来到中国贵州西部乌蒙山区的苗族村寨石门坎,他历尽种种艰难险阻,倾心竭力,把现代文明带入苗疆:为结绳记事的苗族创造了老苗文;创办乌蒙山第一所苗族小学,首创双语教学,男女同校;第一个山村足球场;第一个男女分泳的游泳池;第一所大山里的医院。柏格     

中华官制对越南影响述略—以10世纪~15世纪为观察期限

中华官制对10世纪~15世纪的越南自主封建王朝官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0世纪~11世纪的吴、丁、前黎朝对中华官制初步的借鉴;11世纪~15世纪初期的李、陈、胡朝对中华官制进一步学习,经历移植和本土化的过程;至15世纪中期后黎朝对中国明代官制的全面模仿,达到了政治制度中华化的历史高峰。     

国民政府时期监狱官制管窥

通过对国民政府时期监狱官制的探究,即监狱官员的建置、任职以及考核方面相关规定的研究,可以看出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为了解整个中国监狱的官员制度打开了突破口。但与此同时,关于监狱官员的任用、考核方面的制度未被真正地落到实处,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对于监狱官素质的要求过多地偏重于知识、学历,而对于其内在的素养却不予重视,这种现象是值得反思的。     

日本内阁法制局与议院法制局

依据日本的立法制度,除议员提议法律案外,政府提出的法律案须经内阁法制局承认(内阁法第12条第4款),而议员提议的法律案又须分别经众议院法制局或参议院法制局审查(国会法第131条)。各法制局都是法案的"把关人"。它们的组织职权和工作情况如何,现介绍如下。内阁法制局历史内阁法制局的由来,是自明治18年太政官布告第69号"内阁官制"开始,由行政、司法、法制部门的3个局而改设法制局。直到二次大战前,法制局的权力极大,不仅法律,甚至连当时不经议会审议的敕令的审查权和人事     

干部交流要真正做到“回避”二字

干部交流要真正做到“回避”二字王耀斌干部易地任职，作为一条成文或不成文的官制，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受到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清代曾明确规定，本省人不能做本省的官，即使外省人而离原籍在５００里以内的亦必须回避。易地做官和回避制度的好处是历史证明了的，...     

转变作风亟需破除“制度迷信”——领导公信力决定制度执行力

现在最缺的决不是制度条文,而缺少的是真正执行。尤为重要的是自上而下、自官而民、自"一把手"而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毫无疑义,最实用,更管用,就是领导的实际行动当被问及对于干部作风转变的期待时,人民论坛杂志调查显示,高达76.86%的受访者希望作风转变"能够不断制度化、法制化,成为国家政治生活常态"。公众对"制度化、法制化"的热切期盼值得肯定,但笔者在此想提醒的是,"制度化、法制化"是促进作风转变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不能因此陷入"制度迷信",认为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