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评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马长山先生所著《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一书,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逻辑,以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坐标和价值标尺,同时借助具体翔实的实证材料为读者展示当代中国"看得见的市民社会",以此阐释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的内在关系,揭示民间治理的法治诉求。然而,该书更多地从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对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进行功能定位和价值探讨,没有很好地从现实经验出发利用社会理论分析民间治理内在的秩序生发机制,因此,移植而来的理论框架仍不能完全适应悖论社会的实践逻辑。     

互联网新业态的“软法”兴起及其规制

近40年来的中国法治建设进程,国家主导的秩序构建无疑是其一个重要特征,民间的秩序建构能力较为有限。"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一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特别是网约车等各种新业态不断涌现,它们在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和利益机制的同时,也进行了大量的"软法"生产,这不仅给政府监管体制和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困境和风险,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软法"治理秩序,推动着从单一国家建构向国家与民间双向建构的法治转型。我们需要立足创新型国家建设和互联网经济发展,确立国家"硬法"与民间"软法"良性互动的规制机制,推动双向构建的良法善治秩序的形成。     

社会资本、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

社会资本是当代法治秩序的重要动力和支撑 ,但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我国当下社会资本却出现了异型发展的局面 ,严重制约了法治秩序和伦理秩序的建立。而民间社会组织不仅能够抑制社会资本的异型发展 ,也是促进社会资本重建的重要力量。因此 ,应采取积极有效的改革措施 ,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功能 ,从而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法治理想主义与法治现实主义——读《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有感

在法治理想主义路线中,中国民间组织的法治意义被描绘成如下一幅法治秩序的生长图景:在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互动中,多元化的民间组织通过协商、谈判参与立法实践,形成被共同认可的、且对国家法律有支撑和补充作用的"民间法"。法律运行方式亦从全能独断式向参与、协商式转变。然而,如此一幅民间法律治理的理想图景却遭遇到现阶段中国民间组织生长艰难的挑战。与法治理想主义以理想性立场为核心的分析进路不同,法治现实主义更关注法治现实进程及其制约因素,在民间组织等相关问题上,更强调分步推进战略,谨慎寻求得近期行动的可行性及其与远期行动之间的协调与衔接。由此,在几个重要方面形成了与法治理想主义不同的理论特点。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正法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决定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表征。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包括秩序、公正、人权、效率、和谐等。现代法治还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善治的创新机制,在中国语境中,其基本特质一是以人为本,二是依法治理,三是公共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有其必然性与重要性。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是     

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

中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之中,其治理以法治为指向,视法治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践行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构建国家统治、社会自治与个人自主三者协同的治理格局,以实现社会生活的法秩序构造。在法治中国建设的历程中,国家的权威支撑、保障着法律权威,引领并推动着法制变革和法治发展;而国家的强势介入以及由此生成的国家主义立场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排拒了法律对权力的约束,弱化了协同共治的法治社会的可行性。国家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博弈,势必影响着立法、司法的制度设计以及法治实现方法的理解适用。转型中国的法治化治理需要正视并反思这种国家主义立场,反思其对法治立场和效用的侵蚀。     

言论广角

正付子堂:只有信仰法治才能坚守法治信仰法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信仰法治的实质,不是把法律当做现代神灵来膜拜甚至盲从,而是要真正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建立一种以正确理性、具体规则和正当程序为基本特质的治理秩序和参与秩序,使法律成为国家、社会最高层次的治理规则,成为解决纠纷的最终途径。要信仰法治,就需要维护法律权威,把公平正义作为价值追求,建立健全保障公正的体制机制。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重建与治理法治化变革

伴随着中国的重大经济成就和政治发展,中国公共领域也开始蓬勃兴起。它促进了从"革命性"向"正当性"的合法化路径转换、多元均衡与协商互动的治理机制形成、公民性品格的塑造和司法民主与司法改革的推进,因而成为当下中国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动力和支撑。然而,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它也存在着"两个舆论场"的结构性张力、宏大政治指向与"体制性连带"诉求、理性公民精神明显阙如等中国问题和困境。因此,需要进行公共领域的重建,构建基于"重叠共识"的动态耦合机制、体制内外之间的对流循环机制、司法过程与公共舆论的互动平衡机制等,从而推进治理法治化变革和多元治理秩序的形成。     

礼治法治以及对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读《乡土中国》有感

本文在《乡土中国》中对礼治分析的基础上,窥探中国基层社会中礼治与法治的冲突,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进而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农村法治秩序做些思考。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与国际性问题的有力思想工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创新发展的先进理论指导。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推动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加强国际法治工作等深刻思想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习近平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思想的丰富内容。在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当下,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这些思想,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与走向以医改进程为中心的考察

公共政策合法性不仅是一个重要的法治理论问题,也是法治秩序得以形成的重要变量。三十年来的"医改"进程表明,公共领域正在中国蓬勃兴起,并促进了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机制的时代转向,即从内部创议走向社会动员、从公众默认走向价值回归、从符合真理观走向共识真理观、从中心的内部循环走向中心与边缘的双向互动,展现着中国公共政策的重要民主化变革。虽然其中还存在着某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它无疑构成了对多元和谐秩序的关键支撑和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新兴动力。     

变革时代法治视野中民间法的呼吸空间

我国法制建设很快,体系逐渐完备,社会生活也逐步纳入法治之下,但变革就在于变旧革新,然而上千年的秩序积淀,看起来成了我国法治的拦路虎,如何对待民间久存的秩序规则成了我国法治发展的瓶颈问题,本文试图从法治本土属性的角度来论述法治的内涵,将民间既存规范纳入法治题中之义,使其不再是拦路虎而是我国法治的助推剂,使我国尽早进入中国自己的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对于非政府组织的管理

在NGO(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保持合作关系的背景下,法治国家对于NGO的管理是以慈善法、税法、竞争法、社团法等规则为基础通过内部治理和外部行政和司法方面的监管来实现的.一般来说,在取得法律地位和日常运作中,对于NGO并不加以特别限制,但是对其资金来源和行为还是有诸多方面的限制.近年来,各国为了反恐,对于在外国活动的NGO也有了更多的控制性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性措施,使得NGO的活动合法有序,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和谐运转.     

《法学研究》第二十七卷(2005年)总目录

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为例………………苏力(1·53)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舒国滢(3·3)自我救济的权利…………………………贺海仁(4·63)NGO的民间治理与转型期的法治秩序………………………………………马长山(4·75)国家转型与治理的法律多元主义分析———中、俄转轨秩序的比较法律经济学………………………………………张建伟(5·96)法的发现与证立…………………………焦宝乾(5·149)法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分岐……………李琦(6·116)什么是良法………………     

解读证券法治理论,反思金融司法实践——“证券市场法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综述

＂证券市场法治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从中国资本市场所存在的种种实际问题出发,重点探讨了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制度的完善、违法行为的预防与规制、证券赔偿诉讼与司法重整机制的优化、上市公司治理制度的构建、民间融资困局的破解等问题,并提供了与会专家学者针对上述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对证券法治理论进行了全面解读,对金融司法实践展开了深入反思。     

百年大变局下的国际法与国际法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现行国际法与国际法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战后逐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从总体上讲是进步的,对战后世界和平及安全、国际合作与发展、人权尊重和保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并不完善,无论是国际法规则制度本身还是国际法治的运行,都存在深层次的问题,还有许多不公正、不合理、不符合国际格局演变大势的国际规则、国际机制需要改进。当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全球治理与国际法治体系,从学习者、追随者、受益者发展成为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并在理念、原则、规则、制度等方面对现代国际法与国际法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要立足中国、胸怀天下,与时俱进、守正创新,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善于运用国际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挑战、防范风险,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协调推进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当代民间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以西部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用为研究路径

习惯法作为国家法之外的一种客观存在运行于中国社会之中,并与国家法形成事实上的互动关系。习惯法是民间社会自发秩序构造下的产物,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法的缺陷与不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国家法在地方上的适用效力。理性看待其于当代社会中的价值并寻求构建二者的良性互动机制,进而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贡献民间智慧。     

全球社团革命与当代法治秩序变革

民间社会团体的广泛兴起造就了一场全球社团革命 ,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均衡互动发展和权力回归社会的当代走向 ,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新型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 ;增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法治范式转换 ;推进了全球法治秩序的形成。中国社会团体则在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中 ,成为推进良性社会分权、促进社会自律管理、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加快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     

数字法治政府的机制再造

数字法治政府并不仅仅是数字政府的法治化,而是现代法治迈向数字法治这一转型升级进程的必然反映。因此,它必将是一个从业务流程、体制机制、再到制度模式的总体性重塑过程,进而形成了数字政府平台机制、数字行政行为机制、数字公民参与机制和数字社会治理机制。这就需要坚守数字法治价值,确立数字行政的正当合理框架,保障数字公民参与权利,塑造良法善治的数字文明生态,从而有效推进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构建数字法治秩序。     

中国社会新时代的新型犯罪治理机制——以罗师庄社区为样本的实证研究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的大转型,中国进入了传统的礼治秩序被解构,新型的法治秩序没健全的多元化新常态社会,传统的一元化犯罪治理机制陷入困境.湖州市罗师庄的社区警务,通过重构新熟人社会激发了多元共治的社区活力,以健康的治安共同体遏止了犯罪的高增长,探索出了一条新常态社会的新型犯罪治理之路.